《经济》杂志7月号 记者 王信川 南波 张朋
每年有800多种新药进行人体试验，每种药需要30名左右的健壮人员试药，基本是国外新药为主。
在北京的这个试药群体规模庞大、组织严密。估计有1万多人，临床基地有几十个，一些有名的大医院如地坛医院、中日友好医院、人民医院、友谊医院等都参与其中。
国外的医药巨头纷纷瞄准中国的原因在于：在美国进行试药风险极高，甚至可以追溯20年以前的临床试验事故，赔偿甚至可以达到数千万美元。而北京地坛医院来自河南的艾滋病试药者的“要求”只是：10元人民币一天的误工补助，甚至是一只母鸡或一斤鸡蛋。
另一个好处就是，中国病人许多都是贫困者，体内没有其他药物成分，可以取得最理想的试药效果。
让人震惊的是，一些国外医药企业与国内机构相互勾结，严重违背生命伦理，有的医院以药物治疗的名义对患者进行试药，患者并不知情，得不到任何补偿与保障。
而有人却在这隐秘的活动中获得大把的黑钱。这个环节非常复杂，组织严密，充满违规非法的利益勾结。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病毒基因公司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地坛医院合作进行人体药物实验。当一批来自河南的艾滋病患者在没有充分知情参与试药“出了人命”之后，人们听到了中国药监部门的表态：美国病毒基因公司的艾滋病防治药物没有经过批准就进行临床试药，是非法的。
据预测，如果该药试验顺利通过、药品得以获准上市，预期市场收益在100亿美元以上。
美国国家药监督局（FDA）专门向《经济》杂志致信，希望《经济》杂志能够通过调查获得材料，积极举报在中国违规的美国公司。
“新药临床试验” 的中国牺牲者
在美国进行试药风险极高，甚至可以追溯20年以前的临床试验事故，赔偿可以达到数千万美元。而北京地坛医院来自河南的艾滋病试药者的“要求”只是：10元人民币一天的误工补助，甚至是一只母鸡或一斤鸡蛋。
“我以后再也不会参加什么试验了！”
李秀萍，一名普通的河南妇女，艾滋病毒携带者，同时也是北京地坛医院“胸腺核蛋白（TNP）”项目“受试者”之一。去年在地坛医院那段长达3个月经历，对于她来说仿佛噩梦一般，至今仍心有余悸。
2004年6月16日，在北京的北方交通大学东南门的一个小区里，李秀萍对《经济》记者说，自参加完地坛医院的“胸腺核蛋白”的药物临床试验项目之后，她明显感觉得到自己的免疫能力骤然下降，原来还可以干一些轻省的农活，现在连走几步路都喘不过气来。
不过，相比那十几名同样因参加地坛医院的“胸腺核蛋白”临床试验之后而与世长辞的河南艾滋病患者来说，李秀萍又是幸运的。李的丈夫朱觉民也是一名艾滋病患者，他向记者说：“参加完他们那个试验的，现在大多病的病，死的死。”
牺牲者
2003年2月下旬，北京地坛医院的医护人员在村支书王国忠的带领下来到了双庙村，采集了100多人的血样。村民们并不知道这些“北京来的人”为什么要采集他们的血样，而地坛医院也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只是说检查合格后就能上北京治疗。为了争取能到北京治病的机会，村民们争先恐后的前去报名。对于这些身染艾滋病的村民们来说，他们只是希望免费拿到一些能维持生命的药物。
李秀萍的血样也被采集了，不久就接到了北京地坛医院的通知，让她到北京地坛医院去接受免费的住院治疗。这个消息让李秀萍和家人都喜出望外，但她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之所以被选上，只是因为符合地坛医院的TNP的临床试验标准——人体免疫细胞值（CD4）在200以下，属于中晚期艾滋病患者。而与此同时，村里面的其他17人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
3月1日，李秀萍与其余38位艾滋病患者到了地坛医院，医院对39名患者进行了采血化验及其他体检项目，但医院并不告诉他们化验的结果。当李秀萍和其他患者去询问时，地坛医院传染病区大夫的回答是“你们不需要知道结果”。
在39名的患者中，18名来自双庙村，另外18名感染者则来自河南雎县东关村，剩余3名则来自其他地区。双庙村有两名村民在一区病房观察期间被淘汰出局，理由是：作为免疫功能重要指标的CD4超过了200。
李秀萍对记者说：2003年3月5日，她与其他38名感染者分别与医院签订了一份带有许多英文单词的《患者知情同意书》。在签字之前，传染病区负责人对所有的感染者说，你们能够得到这次治疗机会，可以说是你们一生的幸运，这个针剂（胸腺核蛋白）好得很，可以延长生命，保证你们20年没有问题。
李秀萍们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便毫不犹豫的签了字。
签完字后，李秀萍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汇报“喜讯”，并告诉丈夫朱觉民说自己“可逮到一次机会了”。李秀萍告诉丈夫说自己已经与医院签订了一份“合同书”了，丈夫问她有没有“合同书”的副本，她说没有，这引起了朱觉民的怀疑。朱觉民读过几年书，也了解一些法律方面的基本常识。他认为“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免费治疗，可能医院有其他的目的。”而事实正如朱觉民所担心的一样严重。
因为不知道医院的目的，朱觉民一直不放心妻子在地坛医院参加的“治疗”。在临床试验进行到第7天时，李秀萍给便家里打电话说效果“不理想”。她说，针剂还没有用到一半的时间，其体质迅速下降。在试验期间，经常高烧，除此之外，还经常出现一些腹泻、皮疹、口腔溃疡等各种不良反应，CD4免疫功能指标降到了60。当李问医院为什么免疫力降得这么低的时候，医院的回答则是“这种药是先杀艾滋病毒，杀完了之后，免疫力便自然上升。”
“只要一停用‘胸腺核蛋白’，身体便会出现了一些好转，只要一用药，体质就下降。”李秀萍说。
于是，朱觉民便给妻子李秀萍买了几瓶抗菌的药物，让她赶快服用，以免耽误最佳的治疗期。李秀萍服用了四次丈夫买的抗菌药物之后效果明显，身体立刻好转。
不久，地坛医院通过检测，发现李秀萍在同时服用其他药物，传染病科大夫便找到李秀萍，让她不要再服用其他药物，理由是这样会影响“治疗”结果。没有办法，李只能撒谎说自己服用的只是普通治疗感冒的药品。
朱觉民告诉《经济》说，正因为李秀萍在临床试验期间服用了部分抗菌药，才使得她的身体状况比其他受试者稍微好一些。他说“如果她全部服用地坛医院给的药，那到底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我现在就不敢想了。”
在朱觉民看来，“胸腺核蛋白”太可怕了，不但不能帮助这些感染者缓解病情，反而造成了各种新的症状。李秀萍在试验期间，偶尔会偷偷地吃点抗菌药，所以体质虽然比试验前骤降，但还勉强能扛一扛。
而从中间挤进去的感染者朱茂龙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为了“能延长寿命20年”，以向医院做出“打针打死人不负责”的承诺而获得了“治疗机会”，而且他还不能享受路费与伙食补助。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治疗”却使他“延长寿命”成了一个永远都不能实现夙愿。
在试验之前，他的身体状况还是好好的，可当他用了针剂后的第二天，出现感冒、发高烧等多种症状。医院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便让他回家。回到家后不久，他的身体又开始恢复，这时医院看他身体恢复了，让他将“TNP”针剂带到家里自己打，可惜带回家的七针还没有用完就死了。据说在试验期间，他一直发高烧，不能吃东西，只能喝凉水。
另外一位名叫朱瑞华也是如此。据媒体报道，当他最后一次没吃早饭，空腹乘车去参加完抽血化验，当天返家之后，就一直卧床不起，成天发烧，双目失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李秀萍夫妻俩因为家贫去卖血，万万没有想到会因此而染上了艾滋病。为了治病，他们已经一贫如洗，还背了一身的债。更让他们痛不欲生的是，他们的四个孩子有三个被检测出携带艾滋病毒，只有最小的儿子幸免。
“我无数次地想过不活了。”李秀萍流着泪说。
李秀萍所在的河南双庙村一共有3000口人，从1990年到现在，村民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病毒而死亡的人数一共有170人左右，目前尚有存活感染者达到480人，这个数字是双庙村村支书告诉朱觉民的，而且还不包括儿童。朱觉民说，现在还有五家左右的医药厂在那里进行免费的试验活动，而参加试验的“受试者”每天的报酬通常是一斤鸡蛋，十天一领，病情严重的可以十天领到一只鸡，然后一个月可以免费检测一次身体。
骗 局？
把李秀萍们推入梦魇的“临床试验”，地坛医院出具的中英文对照的“患者知情同意书”是这样描述的：“该研究是由美国纽约国际商业集团、美国病毒基因公司、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北京地坛医院合作开展”，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行胸腺核蛋白制剂用于治疗HIV－1感染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
李秀萍们时至今日还不知道，这一项研究竟然是非法的。“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新药试验事件”被媒体公之于众后，中国国家药监局注册司在2004年4月中旬公开声明，胸腺核蛋白制剂的临床试验从未经过国家药监局批准，“任何药物在国家药监局正式批准前不可以进行临床试验。根据《药品管理法》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这是违法的”，国家药监局一位官员指出，不管是外国捐赠的药物，还是国外药物要打入中国市场，只要涉及人体试验，均需经国家药监局批准。
不仅这项研究是非法的，而且中国媒体的调查揭示了两家美国公司及其“新药”胸腺核蛋白的诸多疑点。
美国病毒基因公司自1995年在加利福尼亚州成立后几经更名，2001年4月才改为“病毒基因公司”，主业也因此调整为开发治疗病毒性疾病的基因类药物，胸腺核蛋白（TNP）便是其主打产品。而在2001年前，它竟然是一家提供奢侈品信息服务的网络公司，和药品毫无关系。
美国纽约国际商业集团1997年成立于美国内华达州，初名国际互联网信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网络商务，2002年2月改为现名后涉足商业，始终与药品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胸腺核蛋白，美国纽约国际商业集团中文网站称其是“获得全球专利的高科技细胞免疫增强制剂和免疫调节制剂”，但美国专利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利数据库中并无这种制剂的任何记录。
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万延海自今年1月起就一直作为地坛医院那39名“试药者”的代言人在查究此事。在他看来，整个事件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2004年6月18日，美国药监局（FDA）下属的药品评估研究中心（CDER）药品信息处在得到《经济》记者的情况通报后复函杂志社，除提供了相应的法规咨询以外，还告知了举报电话，诚恳建议记者向美国药监局的科学调查处（Division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汇报美国病毒基因公司及纽约国际商业集团在中国的临床试验活动。
现在看来，查清两家美国公司和“胸腺核蛋白”的底细并不困难。但疑点也正在此处：为什么一个并不高明的“骗局”能在中国公行那么长时间，并造成了那么多的悲剧？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