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闫建琪

　　本刊记者 郭宇宽 发自北京

　　反思历史教训的勇气

　　《南风窗》：闫先生您好，您多年从事对邓小平同志的研究，邓小平堪称一位划时代的政治家，您对他的生平有何印象？

　　闫：在解读他的时候，我有一点较深刻的体会。那就是小平同志参与的历史事件，几乎都和毛泽东有较密切的联系。他23岁参加革命起，就担任中央秘书长，25岁就参加创建红军，30出头就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都长期在第一线，有丰富的革命经历，但他又比毛泽东同志年轻。这使他既深入见证了那一段革命历史，又相对超脱一些，所以他观察问题显得全面和冷静，对历史的反思也相当深刻。

　　《南风窗》：小平同志给人印象是很实干、不爱长篇大论的人，可是在“文革”有一段时期他没有工作，他回忆说“这对我冷静地思考问题很有好处”。您认为他思考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

　　闫：他在“文革”中的思考触及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这是一个在当时非常尖锐的问题。每个重大选择的时候，他一说搞生产，就被人批为“唯生产力论”；他想搞按劳分配，就成了“资产阶级法权”。他在这种环境下思索，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后来在改革开放中每当面临一个重大关口，都会引起这方面的争论和思考。

　　所以小平同志后来总结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国家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能否增进人民团结，改善人民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南风窗》：在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发展目标方面的思考，和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以后的实践有何关系？

　　闫：他所面临的关键性抉择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事情千头万绪，主要摆在党和人民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延续“文革”的道路；第二是回到“文革”以前的状态；第三是要闯出一条新路，而这条路谁都没有走过。

　　当时对于搞“四个现代化”，包括高层谁都没有异议，可如何搞就有很大分歧，一些人认为要延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搞法，还有就是经济建设中超英赶美的高指标计划。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出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反对高指标，强调实事求是，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给一个原本的通俗说法赋予了新内涵。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把工业生产总值当作社会发展唯一指标时，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有人均国民收入这样的指标。他还把第三产业流通领域的发展也纳入了考量，更全面地体现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程度，这在今天看来也是一种科学发展观。

　　你想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人均收入250美元左右，要搞现代化，不要说两番，翻一番都不容易，所以小平同志说:“过去我们开了个大口，现在要改口，把不切实际的浮夸目标降了下来，要争取在下世纪中叶中国才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把国家的未来规划建立在清醒认识的基础上。

1972年邓小平与夫人卓琳在江西新建县望城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