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小平

　　□本报驻京记者　孙亚菲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1971年第一次秘密来华时，邓小平正在江西，用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学来的手艺，熟练地给拖拉机轮子装螺丝。

　　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位沉默寡言的“装配工”，竟是未来十亿国人在新路上前行的领军人。甚至见多识广的基辛格，一开始也欠缺“慧眼”。1974年在纽约、北京与邓小平两次会谈后，在台湾问题上态度强硬的邓小平，留给基辛格并不愉快的印象。国外媒体报道说，基辛格当时评价邓是“令人讨厌的小个子”。

　　这种说法当然被基辛格否认。因为后来他对邓小平的评价是如此截然不同。1979年他告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很显然，他(邓小平)非常能干，具有超常的意志和魄力。对于政治，他极为精通并游刃有余……邓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人物，他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是的，这位身材不高的四川人所迸发出的治国才华以及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也证明基辛格的判断并非溢美。

　　改革开放，包产到户，按劳分配，市场经济，国企改制，股票，WTO……一个个新名词，勾勒出上世纪末中国探索发展路径的艰苦努力。尽管伴随着重重矛盾、冲突与阵痛，但谁也无法忽视，中国正在一个丰饶的世界里迅速转变、强大。而这背后，是邓小平的手在勾勒着整幅蓝图的主线。

　　“中国如果没有邓小平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一个人发挥巨大作用的例子。”基辛格回忆邓小平时做了一个客观的评价：很少有政治家能够像邓小平那样，所预期的目标都得以实现，“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几乎每个方面我都大约在15年前听邓小平讲起过。”

　　这位当年的对手兼朋友，不吝表达对邓小平的赞美：“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对中国的贡献无与伦比。”

　　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的家乡广安，至进入8月以来，持续了近10天的高热天气。胡锦涛总书记就在这滚滚热浪中，揭开了邓小平铜像上的红幕布。

　　离开故园数十年的邓小平，在他百年之际，终于“重返”故土。藤椅上的邓小平，衣着朴实，面带微笑，目光恬淡地望向远方，一如平常地安详，从容，沉静。

　　“他从来都不是神，是人。”邓小平的家人如是说。铜像的造型也在努力把他还原成一个凡人，一位平和的老人，一名普通的共和国公民。

　　“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这是小平最朴实的愿望。16岁时的邓小平从这片川中丘陵走出去后，就一直为之奋斗，直至终老。

　　多少年来，邓小平从未给家乡额外的惠泽。广安人说，他留给家乡惟一的东西，只有9个字：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这句话被放大，烤了瓷砖，镶嵌在广安市委大门口的墙上。

　　而今，生养小平的这块土地，尽管不能算作富裕，但也基本实现了小康目标。这里的人们拥有新修的水泥马路、喷泉广场和霓虹闪烁的夜景，开始像上海、广州人一样，健身，炒股，送子女出国和过丰富多姿的夜生活。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成就特定的历史任务，并因此无可替代。毛泽东如此，邓小平亦如此。前者以革命者的英勇无畏，打破了一个旧世界：后者则在百废待举之上，建造了一个新世界。

　　某种程度上说，建设比破坏需要更多的智慧、精力和耐心。何况，当时被“四人帮”肆虐过的中国，不仅经济上千疮百孔，民不聊生，而且遗留了巨大的思想上的障碍，那才是阻碍中国前进的最大绊脚石。换句话说，邓小平期望在中国实现的蓝图，工作量是两倍：先破，再立。

　　破什么？

　　破除至1950年代末以来，导致中国走向混乱、贫弱、疯狂的思想、行为和方式方法。按照老百姓的意愿，走一条新路。

　　那么，老百姓的意愿又是什么？“吃饱肚子”，1977年的一天，安徽凤阳一位农村青年回答安徽省委新书记万里的询问时，给出了一个最简单的答案。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场席卷中国的浩劫，使亿万人饥寒交迫。“吃饱饭”，自然是他们最直接、最急迫的要求。

　　有人说，如果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政治运动对中国有什么特殊贡献的话，“就是当一切推到极端之后，终于使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大彻大悟”。

　　邓小平无疑是悟得最早的人之一。他在江西新建县那个挂满丝瓜藤的土坪上，在北京东交民巷17号院的高墙下，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把中国引向富裕的轨道上去？

　　幸运的是，历史选择的这位接班人，不仅独立善思，而且敢说敢为。

　　他顶着压力，支持万里在小岗村搞“大包干”：“不要争论，你们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们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

　　他又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要发展生产力。

　　因此，就有了第一个全国闻名的致富典型“傻子”年广久，有了东莞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有了蓬勃兴起的私营经济，野火春风般燃遍全国。

　　他还说，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于是，外资引进来了，外国的贷款敢用了，股市红红火火热闹起来了，深圳也得以摆脱“除了红旗还是红色的，什么都白了”的指责，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发展经济，成为中国南海之滨向外敞开的一扇最炫目的窗口。

　　“他不是经济学家，但他却有一整套最适于中国前进的经济思想。”中央党校经济部主任王东京评价。

　　为百姓谋福利，为国家谋发展，站在最现实的立场上看问题，是邓小平建构这套经济思想的基础所在。

　　经历了狂热、痴迷、混乱、困惑而陷入疲惫与虚弱之中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理性的回归。邓小平不断地向国人灌输这种理性。

　　从深圳到珠海，从遥远的西域到塞外北疆，都能看到邓小平的那句“发展才是硬道理”，它作为标志物，鼓励每一地的经济发展。

　　在邓小平从未踏足的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他的画像和那句至理名言立在交通要道处。市政府还铸铜像一座，置于城市中心。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个毗邻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小城，诞生了逾万名百万富翁。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邓小平全部哲学思想外化于经济的一个精髓，某种程度上看，它已成为一种图腾———中国有序和繁荣的局面，始发于这种理性的复苏。

　　改革开放是必由之路

　　1979年春天到来之前，深圳这个名字远不是今天这般家喻户晓。甚至当地的居民都不是很清楚，他们只知道，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叫宝安，一个人口稀少、贫穷落后的小镇。

　　留在当地人记忆中的，这里还是偷渡者的天堂：宝安有的地方与香港仅一条小河之隔，大量不堪忍受政治运动折磨和难耐饥饿的偷渡者，从这里逃往“资本主义的乐园”。

　　邓小平的一个“圈”，彻底改变了这里的政治和生活生态。

　　1978年，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会上突然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当时列举了十来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

　　当时在座做记录的经济学家于光远回忆，邓小平提到的是“深圳”，而不是人们常说的“宝安”，还列举了为什么深圳可以先富起来的理由。

　　“可见邓小平注意深圳很久了，而且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于光远说。

　　后来的事实表明，“深圳”两个字就此和邓小平结下不解之缘。它甚至成为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

　　1979年3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勿庸置疑，这块试验田的诞生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中，深具里程碑意义：它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一场新旧机制交替的革命，找到了最佳突破口。

　　这个南海边的“圈”不负所望，先富起来的城市催生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城市中每天都在上演传奇。深圳沧海桑田式的变迁，开始撩动人们对富足生活的本能欲望。“深圳”成了一个时髦而令人艳羡的名词，越来越多的人涌向那里。

　　可是，一些人却对深圳表现出来的鲜活生命力感到担忧。广东省委原书记梁灵光回忆起往事还唏嘘不已：据说西北一位领导到深圳参观后痛哭流涕，说，想不到辛辛苦苦革命了几十年，现在一下子都变了！也有香港报纸攻击说，深圳耗资几十亿元搞起来的高楼大厦，是“假大空的石屎森林，没有什么价值”。

　　1982年4月22日，一个专门为深圳召开的会议在北京举行，有人就提出，深圳特区面积327平方公里，比全世界特区的总面积还要大，搞那么大的规划是不现实的。

　　然而，这个“倔犟的四川小个子”，以他一贯的强硬和务实，面对这场开放与保守的博弈。1984年春节前夕，邓小平第一次南巡，为深圳、珠海题字：“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全面肯定了特区建设的成绩和经验。

　　他借此次南巡，向世人表明了中央坚定不移进行经济建设、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8年后的小平第二次南巡，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排头兵的深圳，再次现身说法：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发展所趋，发展生产力是必由之路。

　　1984年秋，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商品经济”首次写入了文件。这个文件对后来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因为中国经济就是在这个架构之下，全面走上从“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的。

　　没有“智囊”的总设计师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最近将于光远的著作《我所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译成英文出版，书名做了较大调整，改为《Deng　Xiaoping　Shakes　the　World》(《邓小平震撼世界》)。

　　这个改变一方面是出版商促销的一个噱头，但另一方面，在西方学者们眼里，1978年中国发生的那次历史性转折，应归功于邓小平。在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西方价值体系里，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并因此震撼了世界。

　　时势造英雄，英雄又推进历史。这个规律在邓小平身上得到了印证。一位学者说，我们不应当拔高伟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但应该认识到，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看，伟人的作用至关重要。

　　历经劫难的中国，在外部虎视眈眈、内里百废待举的关键时刻，幸而选择了邓小平来领导十亿人民。是的，是邓小平，而不是别人。

　　尽管他的所有行为和思想不过是在顺应历史和民意，但若没有他个人的勇气与胆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宏大问题，恐怕还在探索中。

　　是的，是邓小平，而不是别人。

　　在对邓小平的诸多美誉中，“总设计师”是他惟一愿意接受的，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兴衰、英雄人物更迭的长河中，惟一得到这种称谓的政治家。

　　曾在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的于光远说，邓小平是个没有“智囊”的人，他喜欢广泛听取专家、官员以及各阶层的意见，但是最后的主意总是他自己拿，“他轻易不开口，但一开口就能抓住重点，切中要害。”

　　邓小平在1978年访日时，对日本媒体谈起中国的经济现状：“首先必须承认自己落后。本来很丑，就不应该表现得像美人一样。”

　　他支持上海、深圳搞股市试点，否定了“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言论：“试验说明社会主义是可以搞股票市场的，证明资本主义能用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

　　他鼓励搞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

　　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平衡木”高手，不主张激进的变革，而希望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来降低社会摩擦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

　　他比一般人思考得更多，看得更远，意志更坚定，更加坦率与务实，这是邓小平之所以能成为总设计师，引导中国步上新途的原因所在。

　　当然，任何变革都是有代价的。26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中国人不断经历阵痛的过程。

　　而今四五十岁的人，对198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几次抢购潮，应该还记忆犹新。绝大部分城市居民，都有过囤积味精、酱油、棉被乃至卫生纸的经历，这带来的不仅是财产物资的重大损失，也给老百姓心理留下了后遗症。北京SARS肆虐期间的抢购狂潮，一定程度上是这种心理阴影的投射。

　　那还只是小事一桩。

　　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腐败，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成为继任者将面对的棘手问题。

　　然而，如果与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从1980年中国人均GDP50美元到目前的人均GDP1000美元，这中间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艘大船已经启航。

　　英国一位记者写道：所有的经济地位转变都是艰难的。中国的崛起在重要性上可以与美国当初登上世界舞台时相媲美。曾蒙受耻辱的中国，多年来一直在政治上沉湎于一种怨恨情绪。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它开始改弦易辙。上个世纪末，中国已经开始承担全球的责任。伟大现在已经降临到中国头上。

　　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是邓小平留给国人最精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