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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教我写稿(组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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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4年09月17日08:50 来源：湖南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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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坚
作家周立波是益阳人，他的著作《暴风骤雨》曾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今年9月是立波同志逝世25周年纪念，我又回想起1958年4月上旬，以新华社湖南分社记者的身份，专程到益阳访问周立波的情景。那时，他在这里体验生活并写出了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得到读者广泛的好评。
“你和我也来一个‘三同’”
我们是初次见面，他瘦高个子，戴一副近视眼镜，和蔼可亲。当时他脸上晒得黑黝黝的，头发也蓄得很深，腰间系一条溅满泥浆的蓝色腰围巾，裤脚扎得齐膝盖，打双赤脚，脚上还沾满了泥浆，看样子是刚从田间回来的。
我说明来意后，他微笑着说：“欢迎你！我们是同行，我过去也当过多年随军记者。”他给我倒了一杯茶，若有所思地接着说：“经验没有什么好讲的，你来采访，这次要算是一次特殊的采访，我不会给你单独谈情况，请你和我也来一个‘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相信你会写出一篇好稿子的。”
那天下午，我跟着他去参加乡里干部的战地整风会议。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12时。立波同志搬条小凳子，坐在屋角，膝上放着一个笔记本，他聚精会神地听大家发表意见，他不抽烟，也不爱插话。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打着手电筒在湿滑的田间小路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他说：“这就是体验生活。你们当记者的也应该尝尝当乡村干部的艰辛滋味哩！”他还讲到在小说中描写的一些乡村干部的形象和性格，就是得力于经常参加这些乡村干部会议。“你看，他们在会上讲话，有的慢慢腾腾，有条有理；有的粗里粗气，想到就冒出几句，经常打断人家的讲话，都反映各自的个性。不经常和他们一块开会、生活，是体会不到的。”
第二天，风雨交加。天蒙蒙亮，老周就到田边检查秧苗去了。我跟着他转了个大圈子。老周说：“到对门屋里歇歇气。”就顺道领我到了竹山湾贫农邓益廷家里。他和老周打了一年邻居，蛮亲热，也很随便，这里的农民都不叫他“周书记”，叫他“老周”。特别是50多岁的农民邓益廷，话箱子打开，没个完，时而骂小孩不该闹，不该打断大人讲话；时而又谈起“牛经”，老周临走时，邓益廷还再三叮嘱他多来坐坐，打打讲。
在回家的路上，老周问我：“你看，邓爹这个人像不像我小说中写的‘亭面糊（盛佑亭）’？”我说：“爱聊天、爱骂小孩，有蛮像。”老周就介绍：邓爹是位种过40多年田的老实农民，正派、厚道、朴实，也有点保守，爱喝几杯酒，常常贪杯误事，是位很典型的农民。在竹山湾住时，他常和我“谈牛经”，我小说中有许多有关耕牛的细节描写，就是平日同邓爹交谈中学来的；在塑造“亭面糊”这个人物时，邓爹是个主要模特儿。
在这7天的“三同”生活中，老周几乎每天要参加半天劳动。有一次，老周在扯上田塍泥浆的板子时，使劲过猛，摔倒在水田里，满身泥污，在场的农民笑他成了“泥牛”，老周笑着说：“要真像一条牛才好哩，‘俯首甘为孺子牛’嘛！”逗得大家笑起来了。
“人是要以心换心的”
有一天，我和立波同志在一块劳动休息时，他介绍了这样一件事：有位青年作家下乡才20来天，就向他提出：“人物的性格为什么观察不出来？为什么写不出东西？”
他说：“看来这位青年下乡体验生活的动机就不大对头。他不是首先考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而是抱着下去猎取材料的写作功利主义思想。这样下去，他将永远不会生活在群众之中，也将永远感受不到真实动人的东西，自然也写不出好东西。当新闻记者也是这样，如果带着‘框框’下去猎取材料，就只能浮光掠影地看到一些表面现象，就只能写出一些公式化的没有生活气息的东西。”
“人是要以心换心的。”立波同我交谈中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我在他住所7天中，每天晚上座上客常满。有来拉家常的老人，也有夫妻吵嘴来评理的青年夫妇，还有来请老周辅导英语的几个中学生。群众有困难，老周总是尽力帮助。竹山湾贫农卢国云夫妇有7个儿女，因家庭生活困难，夫妻经常吵架。老周一面劝解，一面解囊相助。卢国云夫妇对我说：“老周比亲人还亲。”
老周不仅心贴心地关心群众生活，而且对周围的事物观察入微，好像他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都有那么一股热情。他虽是50多岁的人了，有时还和细伢子一道兴致勃勃地追赶着看新娘子坐花轿、看夫妻打架或泼妇骂街。更多的时候，老周一个人静坐在僻静处，仔细地观察农民挖土如何使锄头、如何提脚，看农民站在龙骨水车上怎样有节奏地踩车、唱山歌，看打谷场上人们如何有节奏地挥舞着帘转子打油菜。我发现老周对农民劳动的动作，都仔细观察，随时画图作笔记。他说：“这是写农村小说必不可少的素材。”
“筛选材料不怕精”
我同老周一块生活了7天，收获很大，到了第7天早上，老周对我说：“该看的看了，该谈的谈了，你可以动笔了。”我花了一天写出初稿，向立波同志请教。有几处较大的修改，现在回忆起来，还挺有意思。
“要突出主题，筛选材料，舍得割爱。”这是老周看了我第一稿后提出的第一条修改意见。我记得第一稿关于参加劳动，写了四个例子，他建议我砍掉一半，他说：
写报道和写小说也有类似的地方，收集素材不怕多，筛选材料不怕精。他从抽屉里拿出五个笔记本，过去一年多他为了写《山乡巨变》收集了20多万字的材料，真正用上去的，还不到三分之一。
他说，文章写好后，要反复修改，把多余的例子、多余的话，统统删掉，就像培育盆景那样，经常修剪掉一些过繁的枝蔓，让花型集中，才好看。
“新闻报道必须真实，掺不得半点假。”立波同志把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看成是新闻的生命。审稿时，他一字一句地进行了认真的核对、修改，特别是有关数字，更慎重。比如，第一稿我根据乡政府登记的干部劳动天数，写了具体数字，他删掉了。他说：“我搞了一些劳动，没有这么多天。”还有，他这一年多收集的素材，初稿写的是30多万字，老周看后改成20来万字。他说：“这个数字，谁也没数过，还是写活动点好。工作成绩宁可写小点，不可写过头。”
“新闻报道也要用一些群众语言。”立波同志多次同我谈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主张用些群众的话，是因为它可以丰富语汇，增强文章的乡土气息和感染力。”老周也很注意文字上的锤炼，比如，原稿写的“围巾上面还沾满了泥浆”，老周将“沾满”改成“溅满”，就要真实、形象得多，一个“溅”字把这句话写活了。
“文章结尾要有余味，耐人咀嚼。”老周在改稿时反复强调这一点。我原稿的结尾，叙述了他堂弟来质问：“你著的书里写的菊咬金的事为什么把我们平时谈心的话都写进去，出我的丑？”当时他堂弟火气很大，老周耐心给他作解释。原稿我采取直叙法，介绍了这些情况。老周统统删掉了。他说，古人袁中道说得好：天下之文，莫妙于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直叙法，句中没有余味，篇中没有余意，不能耐人回味。于是，老周改成“他这一问，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真妙极了，令人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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