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腐败大案正在带给当地政坛一阵恐慌，也带给其他景仰苏州的人更大的恐慌。在被人称道的依托深厚人文传统打造出的“廉洁特区”，文化的制约终于还是抵不过利益的诱惑。道德自律的模范走下神坛，带来的是又一轮“道德恐慌”的冲击波。这为近期有关执政能力的大讨论增添了另一个注脚。
按中央权威人士的解读，提出执政能力建设的话题，主要是因为党政干部面临着能力和作风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它们的缺失使得执政成效大受影响。解读将能力问题置于作风问题之前，指出相当部分干部在能力上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这给党带来了危机，或者用毛泽东在65年前的话说，带来了“恐慌”。当时，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用自己特有的风格说：“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那时的纯洁延安还基本不曾遭遇腐败问题的挑战。
从上世纪80年到90年代，“本领恐慌”和“道德恐慌”交替出现，直至现在两种“恐慌”齐头并进，共同挑战人们对政权的信任，使得执政党需要作出新的制度选择。
在加强反腐，减轻人们对政府的“道德恐慌”上，新的全面预防之道正在酝酿。衡量一种制度的优劣，需要比较制度取得的效果和执行制度所付出的代价。在执政成本的考量下，人们已基本达成共识，面对大面积腐败，建立预防的制度比建立惩罚的制度更重要和更经济。在强化相关机构的查处职能及处罚力度之外，建立更合理的权力分割和互相制约机制，才是消除腐败的根本之策。
同样，解决官员们的“本领恐慌”问题，也需要运用新思维。
本领的不足，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而言。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种情绪也曾全面弥漫。经过一段时间硬着头皮地去闯、去摸，官员们渐渐搞清了市场经济的门道，并在GDP的单一指标下，游刃有余地行使着资源调配的权力。但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数字的上扬，还将这个国家带到了一个未知的疆域，就像从河道进入了海域，没有了熟悉的坐标、水流和方向，一切参照系需要重新建立。
在外部，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管理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巨变，全球标准的逐步接近和统一考验着我们一贯行之有效的原有模式，与国际接轨已不分前沿和后方；在内部，贫富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结构的紧张和撕裂，多种利益集团的交叉纠集，种种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都在全方位挑战政府的治理能力。这些几年前还只是预测和苗头的东西，现在正在成为各级政府执政任务的核心。
一些官员一筹莫展，一些官员越忙越乱。过去的知识已经老化，新的套路还未找到。“本领恐慌”开始成为普遍而紧迫的问题。
加强学习是惯常的补救之策。不过，补救总是意味着被动选择，意味着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也意味着更高的解决成本。
如同“道德恐慌”的解决之道，对“本领恐慌”，我们也需要建立这样的共识：建立筛选的制度比建立学习的制度更重要和更经济。
让已在其位的人学习补课，这种寄希望于个体的知识积累其实风险很大，成本很高。对混年头的平庸之辈来说，还可能是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要更有效地利用社会的人力资源，更充分享受社会的知识成果，建立一个能吸收各方面现有优秀人才的官员选拔机制同样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策。让能者能上，这比寄望于不称职者的自我提高改善更有价值。近期出台的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和选举方式、严格控制领导任期等措施，都可看作是解决“本领恐慌”——实质是“人才恐慌”——的主动出击。
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美国总统大选是选举政治的一个代表，如果抛开意识形态的争议，可以看到这个被称为“有钱人的游戏”的政治活动，虽然耗费惊人，但客观上保证了这个最重要的工作岗位能由最合适的人担任。从长远的角度看，是一个社会成本最低的选择。选举，实际上是政治人物的质检仪，它不能杜绝“次品”，但可以有效降低“返修率”。
所以，好的制度应该是有效地选出能人，并迫使他不能变成坏人。这是并不复杂的道理，但也需要付出代价才能懂得，就像过去数十年我们面对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观时的反应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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