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调查显示，实际上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只有2‰。有90.5%的是为了“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
动向：今年8月，根据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中央建立了信访“联席会议”制度。
观点：“很多人听到撤销信访都吓一跳，其实我们并不是封口，老百姓可以提意见，把信访视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但一定要把救济功能从信访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
编者按：富有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在行世50多年之后，无疑走到了制度变迁的一个关口，这庶几已成共识，从民众，到专家，再到最高决策层。
中国社科院最近完成的一个报告，引起了各方的强烈关注，信访制度下一步如何改革，已成为最高层关注的一个焦点，本报为此推出这组报道，寄望于冷静展示现状，描述改革路径。
来自吉林长春的李玉芳(化名)背着塑料袋将街边的废纸弯腰拾起。在北京一个月的时间里她都以拾荒维系生存。
70岁的李玉芳是一名上访者。站在北京大风飞扬的过街天桥上，刚一开口已是老泪纵横。她说，儿子是个会计因得罪领导被无故辞退，至今无业。“不能让儿子这样不明不白。”
她几乎每天都要到永定门西街甲一号的国务院、全国人大信访办走一趟，在拥挤污浊的空气里等待可能的答复。信访办让她回老家等，她不甘心。
每天下午4点从信访办出来，她会一点一点将沿途的垃圾捡起，然后穿过如织车流，到马路对面把它们卖了——这是她一天的饭钱。然后步行一个半小时，回到位于北京南站的“上访村”。这个北京永定门外的地方，因上访者众而得名。这里以每天3元的日租为上访者提供住宿。
和李玉芳一样，在北京有难以计数的上访者正在为各自的故事风餐露宿中企求解决之道。据官方统计，中国去年全年信访超过1000万件。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在去年接受《半月谈》采访时也坦陈：信访活动目前相对活跃，统计1993年群众来信来访总量开始回升以来，信访数量上升现象已持续10年。
权威消息透露，在中国实行多年的信访制度，有望在近期得到调整。目前，官方正考虑着手修改1995年制定的《国务院信访条例》。而此前，由中国社科院提交的一份题为《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的调查报告，引起了高层重视。报告认为，信访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千分之二的解决概率
中国农民问题实证研究学者于建嵘去年以来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国家出台了很多保护政策，为什么农民仍在上访？上访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上访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位在“三农”问题上建树颇多的学者，不仅在学术领域获得了尊敬，其成果也受到高层垂青。
2004年5月至10月，于建嵘和他的6人课题组一起对中国的信访制度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这一调查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的针对上访人群的调查。课题由国家软科学基金会资助，该基金主要资助有利于国家决策的研究项目。
课题组的数据和结论全部来自于实证调查。调查通过对上访人群发放问卷和深度访谈、分析来自全国各地2万多封控告信、与部分信访官员进行座谈及进驻“上访村”体验生活等形式进行。
“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调查。”于建嵘对本报记者说。在他身后是码放至半空的上访来信，蓝色特快专递的信封尤为醒目。
历时半年的调查结果最终表达的是一个清晰结论：信访制度作为历史产物已无法适用于当前，相反已是弊端丛生。“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革，将会产生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
于建嵘认为，现行信访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功能错位。“信访制度本质应该是收集和传达老百姓民意的一种制度设计，相当于一个秘书的角色。但现在却成了老百姓最后一种救济方式，而且被视为优于其他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信访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人权救济方式，它从确立之初历经了几次功能演变。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应星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51年至1979年的大众动员型信访。这时期的信访受政治运动影响，主要以揭发问题和要求落实政策为主。二是1979年至1982年的拨乱反正型信访。这一时期，信访迅速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边缘走到了中心，信访规模史无前例，主要内容是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从1982年至今，应星将其概括为安定团结型信访。信访制度最主要的功能转变为化解纠纷、实现救济。
于建嵘认为，信访制度在1979至1982年间发挥了值得肯定的价值。当时出现的“党员之家”实际就是一个信访机构。“当年主要是平反冤假错案，政治问题当然需要政治手段来解决，”于建嵘说，“今天的信访主要反映的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法律问题只能由法律机构来解决，如果还在用政治方式，那一定是出了问题。”
调查分析认为，信访功能错位带来的直接后果有两个：一是信访机构承受了太大的社会责任。对632位进京上访的农民的调查说明，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个人的冤案请求，而是关系到农村工作的各个方面。但由于信访部门并不具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权力，这样就势必导致了信访部门和信访群众的诉求错位。
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国家的司法权威遭到消解。虽然调查也显示，正是地方司法的权威遭到质疑才加剧了信访洪流。在接受问卷调查的632位进京上访的农民中，有401位在上访之前就上访的问题到法院起诉过，其中法院不予立案的占到42.9%；认为法院不依法办事判决败诉的占54.9%。依靠“清官”为民作主的社会传统也成为促成信访的重要因素。问卷显示，有90.5%的是为了“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由此可见，报警、求助和施压是农民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
一位来自东北的上访者坐在路边吃着饼干对记者说，这是他们第三次进京上访，为了要求赔偿他们在医院看病时因输血导致的致命感染。“我们也觉得上访没多大希望，但法院不立案怎么办。不过前两天听说解决了一批，我们就又来了。”
像撞大运一样，上访者们都希望自己是幸运的那一个。当听到有人因领导批示而解决了问题时，所有的人便又都充满了希望。“但我们调查发现，实际上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只有2‰。”于建嵘痛心地表达。
民意与压力的悖论
62岁的福建农民许永年来自厦门市海沧镇霞阳村，因土地强征问题他从村里逐级上访，最终于今年5月来到北京。“在北京四个多月，我走访了能找到的每一个中央级机关”。
几乎所有的上访者，都要经历这样的路径，从村里到县里，从县里到市里，再从市里到省里，这些地方都解决不了，他们的最后一站就到了北京。
我国现行的信访机构庞杂繁多，归口不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及相关职能部门都设有信访机构。社科院课题组分析认为，由于信访机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隶属关系，中央信访机构对地方及中央各部门信访机构之间的管制协调能力十分有限，缺乏强制约。
各级信访机构在没有任何监督下对信访案件实行层层转办，导致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据国家信访局统计，2003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14%，省级只上升0.1%，地级上升0.3%，而县级反而下降了2.4%。另外，中央和国家机关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46%，省、地、县直属部门增幅较少，有的还是负增长。
据对632位进京上访农民的调查，他们走访的部门平均在6个以上，最多的达到18个。其中主要有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中纪委、公安部、最高检察院、国土资源部、农业部、民政部等等。信访者在北京四处投诉后，可问题并不能真正得到解决，结果反而导致对中央权威的信任减弱。
11月1日，记者在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办、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办门前看到了沿街停靠的外地警车。这些警车分别来自辽宁、河南、河北、山西和山东。社科院课题组的调查发现，少数地方政府使用各种手段拦截上访人(上访人员称之为“劫访”)进入上级党政机关已是公开的事情。
“劫访”的背后是各级地方政府的重重政绩压力。于建嵘表示，现行信访制度在程序上存在重大缺失，立案和答复均具随意性，这直接导致了各部门相互推诿。为了破除官僚作风，有些地方因此建立了“各级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这一制度要求，对发生较大规模的连续到省委、省政府或北京上访，对社会稳定和正常工作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要追究当地领导责任，并视情节轻重进行处理。客观而言，这种信访领导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个别问题的解决，但在“问责”压力之下一些地方也会采取违规甚至违法的手段抑制上访。
正如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应星撰文所言，“信访制度是一个充满了悖论和矛盾的现实。一方面，国家一直强调要打破官僚主义的阻碍，不能对正常的上访群众搞拦堵；另一方面，国家又一再要求把各种问题解决在基层，要尽量减少越级上访、集体上访和重复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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