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桌子上的日历在提醒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运输分队大队长沈刚锋，从2003年12月10日到现在，作为中国维和部队先遣队的一员，他到达这个被14年的血腥战争撕成碎片的国家正好10个月。在这过去的300个日日夜夜中，在子弹依然横飞的利比里亚，中国军人穿越了战火，为这片土地带来和平与爱。
强硬面对枪口
去年12月10日，一个让沈刚锋和他的59个战友无法忘记的日子，他们在这一天抵达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罗伯茨国际机场。中国维和军人满腔的自豪与激情，立刻在紧张中冷却：反政府武装控制了机场通往市中心的道路，并拒绝为联合国部队让路，致使中国维和运输分队先遣队被困机场达9个小时，最后不得不乘坐直升机抵达营地。
几天后，运输分队的任务就在战火和硝烟中开始了。第一次任务竟然因为反政府武装的拒绝而告流产；随后进行的第二次执行任务的情形则仿佛电影中的场景：天上几架武装直升机在做着低空盘旋，为车队护航；每隔三四辆车，中间就有一辆架着机枪的装甲车护送，整个车队由将近100辆车组成。
“但就是这样，我们仍然遭到了反政府武装的拦截。”沈刚锋回忆说。联合国的介入，使反政府武装独享大权的愿望落空，他们虽然无力与维和部队抗衡，但仍然在以各种方法进行着挣扎。但沈刚锋没有想到的是，遭遇武装拦截，竟成为运输分队战士们的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事情之一。
今年4月20日，运输分队14辆车为驻守在绥德鲁的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第四战区的部队运送给养，在返回的途中，与反政府武装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当天下午4点50分左右，当车队行进时，一个由油桶和大木头搭成的路障挡住了运输分队的去路。实际上，这已经是运输分队在这一天遭遇的第四次拦截，但这次的情况显然有所不同：在路障的后面，站着三四十个全副武装的反政府武装分子。
“钱，食物，水。”他们一边挥舞着手中的冲锋枪和火箭筒一边鼓噪着。运输分队14辆汽车的车门依次打开，每一辆汽车上都走下一个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手握95式自动步枪的中国战士，他们面色冷峻而镇静地走到车队最前方，站成一排———运输分队每一次执行任务时，每一辆车上都配有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卫，而我们的战士，这些来自后勤保障部队而在国内只是在新兵训练时摸过枪的年轻人，已经逐渐熟悉了在这种准战争的状态下直面枪口。枪对着枪，空气在凝固。
运输分队的翻译王建桥快步走了上去，一抬腿便把反政府武装的路障给踢翻了。“我们必须强硬，必须在气势上压倒他们，因为我们代表正义。”王建桥后来这样回忆道，“要钱没有，要粮没有，要枪有。”王建桥冷冷地对有些傻眼的反政府武装分子说。气氛在这一瞬间迅速接近了临界点，反政府武装自恃人多势众，一哄而上把王建桥包围。
王建桥的身后传来“夸、夸”的声音————他的14个战友已经子弹上膛、保险打开。狂躁的武装分子当中走出来一个不起眼的黑人，他自称为将军。“我们需要钱、我们需要食物、我们需要水，我们还需要学校。”他冲着王建桥喊道。
“你们的要求我们可以向你们的过渡政府反映，但你们现在的行为正在破坏利比里亚的和平进程，”王建桥缓缓地对他说，“我们中国维和运输分队的任务，是为维和部队以及你们当地政府运送救援物资。”
气氛终于在僵持中缓和下来，反政府武装分子的气焰在对峙中逐渐瓦解，15分钟以后，在确认自己根本无法捞到什么便宜之后，他们搬开路障，消失在浓密的热带雨林中。中国维和运输分队的汽车继续踏上返程。
危险骤然降临
王梓楠23岁，江苏人，当兵5年；孟庆明，山东人，22岁，当兵4年。命运总是如此无常，没有人能够想到维和竟会让这两个年轻人面临生死时刻。
5月初的一天，骤雨初歇，孟庆明开着车，王梓楠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他们如往常一样地去为联合国的DDRR营地送水：联合国于4月中旬正式在利比里亚各地开始DDRR行动，即对武装分子实施缴械、登记注册、遣返社区、重返社会的行动。在通往营地的道路上，挤满了全副武装的战斗队员：他们有的满心欢喜地准备向联合国缴枪，从而换来300美元的补偿以及米、油和其它生活用具；有的对联合国的补偿资金充满更大的幻想；有的想凭借手中的武器在过渡政府甚至以后的政府中谋求权力；有的则因为没有通过联合国的武装人员资格认定而心怀怨恨———没有人知道街道上这些熙熙攘攘的武装分子到底属于哪一类，他们唯一的共性是手中的武器。
在这样场景中生活了将近20天的孟庆明和王梓楠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忽然，危险骤然降临。前方10米处，一个肩扛火箭筒的武装分子半蹲着身子，处于瞄准状态，在他的身后，另一个反政府武装分子正在往火箭筒里装填着什么东西。
他们两个不得不把车停下，在车旁边，100多个武装分子蜂拥而上，敲打着车窗玻璃，呐喊着。“枪呢？”孟庆明盯着前方对王梓楠吼道。王梓楠下意识地转头向车厢后面望去，然而车厢后面空空如也：枪不见了？
为了确保在执行任务时维和官兵的安全，中国维和运输队规定每一辆车出车时都必须配备两名战士：一个开车，一个全副武装携带武器警戒，但此时，那支崭新的95式自动步枪竟然不翼而飞。枪究竟到哪里去了？汗珠瞬间爬满了王梓楠的脸，突然间，他想起他们这次根本就没有携带武器，因为联合国规定，为了保证营地的安全，除了负责营地的警卫部队外，任何进出营地的人员都不得携带任何武器————因此，王梓楠在出车前把枪留在了宿舍中。此刻，那个肩扛火箭筒的武装分子依然单腿跪地，瞄准着孟庆明和王梓楠的水车，水车周围的武装分子也愈发地张狂。怎么办？
嘀哒、嘀哒、嘀哒，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也不知道到底过了多长时间，大概有5分钟吧。终于，闻讯赶来的尼日利亚和几内亚比绍的警卫部队用装甲车上的机枪和鞭子将这一群武装分子驱赶开来。
孟庆明猛踩油门，水车如离弦的箭一般飞去，“我看到转速表上的指针已经到顶了”。“经过这件事以后，我开始想家，”孟庆明则这样说，“以前在国内很少给家里打电话，这件事之后，我开始经常打，现在，家里人的支持是我完成维和任务最大的支持。”
冷静逃离险境
在战火硝烟依旧弥漫的利比里亚，不仅仅是中国的维和部队穿越了战火，中国的维和警察也同样遭遇了危险：无论是对联合国的DDRR行动心存不满的前武装分子，或是不甘心失去昔日权力的前政府官员，还是对联合国期望过高的民众都把这些驾驶着UN字样的车辆、穿着中国警服的外国人当作联合国的代表进行围攻。黄伟，中国驻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队长，这个来自湖南公安专科高等学校的教员在利比里亚遭遇了自己的危难关头。
5月17日上午10点，黄伟驾车和他的3个同事到附近的一所警察局检查工作，车开到德国使馆附近时，他们发现前方有很多路障，而且有人正在游行示威。“当时我们准备掉头回去了，因为根据联合国的规定，我们的工作是指导和监督当地警察的工作并没有执法权。”
就在这个时候，一群前武装分子包围了吉普车，他们手里拿着石头和棍棒。“我们要钱，如果UN（联合国）不给钱，我们就不要UN。”这些人叫喊着。根据联合国的DDRR行动计划，武装分子在缴枪时能够得到300美元的补偿：其中150美元当时就发，还有150美元则要过几个月才发。而对于很多武装分子来说，他们拿到手的150美元很快就换成了毒品和酒。
这时，一个可怕的人出现在吉普车的右边，他的左手拿着一颗手榴弹，盖子已经拧开，引线就暴露在外面，右手则不断地做着要拉引线的动作————刹那间，恐惧传遍了车上的所有人。
“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黄伟告诫着自己。他一边把汽车的玻璃摇下来一条缝，同这些前武装分子辩论着，一边轻踩油门，让车以极缓慢的速度向前滑行。
“停下来绝对不行，我们的车马上就会被他们砸个粉碎，”黄伟说，“但直接往前或者往后快开也不行，因为我们的车已经被完全包围。”吉普车就这样慢慢地顶着那些愤怒的前武装分子不断地向前走。在远处，又有一批愤怒的人在朝这里跑来———黄伟和他的异国战友们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
这时，一个当地的老人出现在前武装分子当中，他开始一个一个地把他们从吉普车旁边拉开：“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现在终于要和平了，你们怎么能又这么做。”他愤怒地对这些年轻人喊着。
终于，吉普车的前面出现了足够的缝隙，黄伟抓住这一闪即逝的机会，猛踩了一脚油门，他们终于逃离了险境。
子弹擦身而过
从1989年开始的内战让这个国家渴望和平，但14年的战争让太多的武器流入乡村、流入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从今年4月中旬开始的联合国缴枪行动到目前为止已经收缴武器近8万件，估计最后的数字会超过10万，这意味着这个人口仅有300多万的国家中，几乎每30个人就有一件武器————武器的泛滥导致使用武器的随意，每一天，中国的维和人员都生活在这样的危险中。
4月28日，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工兵分队从首都蒙罗维亚向着任务区绥德鲁机动，下午两点多钟，车队行驶到联合国第三战区120公里处：这一战区当时刚刚开始DDRR行动，反政府武装开始躁动不安起来。
当车队穿过一片密林时，驾驶拖平车的三级士官陈振华突然听到远处传来“嘭”的一声，紧接着是玻璃碎裂的声音和一股强劲的风从自己身体前方掠过。“转头一看，我身边的车窗玻璃破了一个小洞，”陈振华在回忆那天的情形时说，“我突然意识到，刚才那股风，也许就是子弹从我的身边擦过。”陈振华并没有停下汽车：根据工兵分队事先制定的紧急预案，在车队行驶过程中遭遇袭击，要保持车速，迅速离开危险区域。让人庆幸的是，此后，枪声再也没有响起过。
“事后一想，确实有些害怕，”陈振华指着自己车窗上的玻璃说，“根据子弹打的这个位置来判断，应该是朝着驾驶员开的枪，当时我虽然戴着钢盔，穿着防弹背心，但还是很害怕。”
“那你是否为参加维和而感到后悔呢？”“不后悔，来之前我已经想到过这样的情况，我想，即使我真的负伤了，甚至牺牲了，那也是为了维和事业，为了中国军人的荣誉，我感到很荣幸。”这就是我们的维和战士，在300个穿越战火的日子里，他们无愧于中国军人的形象，也无愧于他们对祖国许下的诺言。（来源：参考消息特刊 记者费茂华毕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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