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长李肇星嘴巴很厉害 说可以说和应该说的(图)

外长李肇星(资料图) 新华社记者赵鹏摄

　　李肇星，山东省胶南市人。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64年8月至1967年11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翻译班进修，后相继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驻肯尼亚大使馆和外交部新闻司工作。1982年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处长，驻莱索托大使馆一秘，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2000年11月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2003年3月任外交部部长。1998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2002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发言人必须掌握两条：说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迄今为止，李肇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部20位发言人中任期是最长的一位。从1985年开始到1990年整整5年间，他频频出现在中外媒体当中，并一度以外交部部长助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发言人。作为中共十三大和七届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的成功组织者，李肇星在中外媒体记者中树立了非常好的口碑。香港资深记者陈建平曾这样评价李肇星：“在170多名外国和境外驻京记者面前，李肇星总是用一个让人理解和接受的形象出现，他跟你像朋友。”

　　在国际俱乐部发布厅，李肇星主持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好几位西方记者就所谓的“西藏独立”问题连珠炮似地向这位初次登台亮相的发言人发起攻击。李肇星列举事实，理直气壮地批驳了西方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种种谬论后斩钉截铁地表示：西藏自13世纪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所谓“独立”问题一概是不能讨论的。李肇星的回答可谓义正词严，慷慨激昂。

　　有位外国记者冷不防地冒出一句风凉话：“我也有自己的家乡，如果你说我的家乡不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一部分，我才不在乎呢？而你为什么对西藏问题这样在乎？”

　　“你对自己的国家怎么看是你的问题，但是中国的主权是神圣的，外国人无权干涉！”李肇星字字铿锵，掷地有声！

　　由于偏见，在李肇星与西方人士的多次交往中，西藏问题一直是“热门”话题。李肇星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后，在美国俄亥俄州大学演讲时，一个老太太问他：“你们为什么要‘侵略’西藏？”李肇星一改往日之态，没有直接反击，而是亲切地询问道：“夫人，您是哪里人？”老太太回答道：“我是德克萨斯人。”李肇星表现出极大的耐心，细细地给她讲述中国历史：“你们德克萨斯州1848年才加入美国，而早在13世纪中叶，西藏已纳入中国版图。您瞧，您的胳膊本来就是您身体的一部分，您能说您的身体侵略了您的胳膊吗？”老太太乐了，心悦诚服。最后，她热烈地拥抱住李肇星，连声说：“谢谢您，谢谢您让我明白了历史的真相。”

　　“事实上，一个人的爱国感情、维护祖国利益的决心和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是会得到大多数记者的敬重的，尽管他不见得同意你的观点。”这是李肇星的亲身感受。

　　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的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媒体公众的关注。特别是那些西方记者，过一段时间就要“旧事重提”，表示一下他们对邓公的“关爱”。

　　1989年8月31日下午，国际俱乐部二楼。

　　“邓小平先生的身体很好。最近有些报纸报道的情况与此相反，完全是无中生有。”也许考虑到“老记”们会纠缠不休，李肇星“快刀斩乱麻”，把话说在了前头。

　　“邓小平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拥有这良好的健康状况？”一位德国记者发难道。这个问题的角度很“刁”，他的潜台词就是说邓小平的健康是否靠医疗维持？“一个具有普通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应该住在哪里。”李肇星首先用反诘击破了对方的防线，然后又是一个轻松、幽默的调侃：“我不知道您在身体好的时候是否住在医院里？”台下顿时响起一片笑声。一位外国驻华大使后来赞不绝口地对李肇星说：“你的回答太妙了！”

　　李肇星曾对记者真诚地说：“发言人虽然上电视，但不是即兴表演、追求自我表现的演员。发言人也不是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学生答卷，不会可以‘蒙’。‘蒙’对了，白捞两分；‘蒙’错了，最多扣几分。发言人代表国家，应该字斟句酌，如履薄冰……必须掌握两条：说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李肇星曾充满深情地说：“作为一名发言人，时刻感受到中国人对历史、对和平的责任。我深切体验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

　　熟悉政策，反应敏捷，外语娴熟，这些都是发言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除此之外，李肇星还有独特的感受：集体比个人更重要，个人的作用总是微不足道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发言人不是“人”，只是一种工作机制。

　　春去秋来，五年寒暑倏忽而过。李肇星早已适应了发言人这种颇具挑战性的工作，他对外交部例行的每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充满了自信。李肇星对人言：记者怎么提都可以。提问题是记者的工作，怎么回答则是发言人的事。就个人而言，自己喜欢记者招待会上能有人提出既尖锐而又有深度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的本身就是对发言人的一种激励。李肇星还说：“如果只在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上纠缠，记者招待会就没有多大意义。一次好的记者招待会，既需要有好的发言人，也需要有高水平的记者。”

　　李肇星对那些精明、敬业的记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88年12月1日，已经就任新闻司司长的李肇星陪同钱其琛外长访问苏联。早上7时20分，李肇星来到首都机场一号休息室为钱其琛外长登机前将要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做准备。一位美国记者马上过来请教：“是否可以说：钱其琛外长这次访问苏联是中国外长首次正式访苏？”起初，李肇星愣怔了一下，但仔细一想，感到这位记者出言不“俗”。中国外长最后一次访苏是在1956年，周恩来当时是以总理兼外长的身份访问苏联。苏联外长最后一次访华是1959年9月，当时葛罗米柯是以外长的身份陪同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前来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活动。平心而论，中苏蜜月时期，虽然交往频繁，但中方以外长名义单独访苏却不曾有过。

　　飞机起飞不久，又一个让李肇星“意想不到”：钱其琛刚刚系上安全带，前面的一位“旅客”便回过头来攀谈。还未等钱其琛完全反应过来，那位“旅客”突然“袭击”，提出要求采访。李肇星这才认出了来人是常驻北京的日本记者，他已经等候多时了！这是一次精心炮制、别出心裁的成功策划！原来，这位用心良苦的记者根据半个月前外交部发言人李金华宣布的钱外长访苏日期，算准了钱其琛将乘坐的航班，并预先订购了同一航班的头等舱机票……李肇星获悉此事原委后，感慨颇多。望着整个头等舱里这位唯一的新闻记者，李肇星忽然想到了一句古老的格言：你想开辟新的道路吗？那就到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吧！

　　“当发言人的最大好处，就是永远使自己处于一种知识更新的过程中，永远不能说我会了。这样就可以保留一些小学生虚心学习的精神。”李肇星曾这样颇有体会地说。

　　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很简单，概括来说也是两个词……

　　1993年3月，李肇星成为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以来最年轻的常驻联合国代表。

　　李肇星和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几乎是同时来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履职的。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李肇星与奥尔布赖特也曾有过“交锋”。一次，在联合国大厅一个喝咖啡、喝茶的地方，中国大使李肇星和美国大使奥尔布赖特不期而遇，两人闲聊了起来。

　　奥尔布赖特突然发问：“请问李先生，你们中国老说一句话，说你们的立场是一贯的，外交政策也是一贯的……”李肇星凝神谛听，他一时不知道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那么，你们中国的外交政策到底是什么？”“您能不能用最简短的语言给我作一个描叙？字要用得越少越好。”李肇星不知道面前这位不寻常的女人是什么意图。

　　“那么，您先说，您能不能用最简短的语言来描绘一下，美国这样一个伟大国家的外交政策？”不知对方深浅的李肇星以退为进，“您用的词也要越少越好。”“那好！”奥尔布赖特讲道：“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两个词：Leadship and Partnership（领导和伙伴）！”这一概括言简意赅，非常精确，极其到位！李肇星听罢，心里很是佩服。他当即回答道：“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很简单，概括来说也是两个词：Peace and Independence（独立自主）！”李肇星归纳得十分恰当，中国外交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出发点，也以此为归宿，一切外交努力都是为了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

　　1995年5月5日，李肇星卸任离开纽约回国，旋即升任外交部副部长。两年后，奥尔布赖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当李肇星与奥尔布赖特再度重逢时，曾好言规劝：“您刚刚荣任国务卿，很不容易，我向您表示诚挚的祝贺。我们过去在联合国时是同事，现在您高升了，我也为您高兴。但是，”李肇星顿了一下，微笑而认真地说，“我希望您上台后不要在人权会议上再搞反华提案。你们一搞提案，我们又得反对，这样很伤感情，而且你们也肯定失败……”奥尔布赖特不为所动，她固执地对李肇星说：“我知道我们会失败，但是这对美国来说是个原则问题，所以即使失败我们也得搞！我们必须在全世界推广美国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