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出于创收的冲动，自2003年以来，《鄂东晚报》报社内部达成以曝光当事方丑闻的方式强拉广告的默契。为此上下通力配合，形成了一条报社领导——记者——受要挟单位的“媒体腐败食物链”。报社的做法固然匪夷所思，受要挟单位的“逆来顺受”也令人侧目
“最近生意怎样”，一段时间以来，这已成为《鄂东晚报》的记者们心照不宣的打招呼用语。
“我们的生意已做到了这样的地步”，刚刚辞职的《鄂东晚报》记者陶志东怀着些许忏悔的心情为一年多的新闻敲诈生涯做着回顾。他以最近的一笔生意为例，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生意”的威力：黄冈市团风县某中学发生球场斗殴事件，他采访完后回到报社不久，当事单位就带着几千块钱找过来，主动要求在晚报做形象宣传。“现在黄冈很多单位都知道晚报的做法，都用不着我们加以暗示乃至威胁”。
“生意”而外，另一个职场常用语是“办案”，“写好稿后，把被曝光单位的领导挨个叫进来看稿，看着他们的脸色由不悦到震惊到害怕，我们一言不发，等着他们主动恳求放他们一马，那情形就跟办案一样。”
为了震住被曝光者，报社老总会“帮忙”在发稿签上写下“此事件十分严重”等意见，再交给记者出以示人。有一张发稿签上的意见是“以本报内参形式报家宝总理、周济部长”，对一份地方性报纸来说，这几乎已超越人们想象力的最高点。
“生意”的缘起与集体默契
“做生意”与“办案”成为整个报社上下互动默契配合的通行做法，始于2003年初。
2003年2月，《鄂东晚报》主张“创收第一”的新领导上台伊始，恰逢教育部大力整治中小学乱收费。与以往不同，此次整治相当严厉，教育部部长周济明言“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紧接着，湖北省教育局等部门也联合下文，明确省内各地区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在“规定收费”与“乱收费”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线。2月中旬，黄冈市黄梅县有6名校长因触线被先后撤职。
黄冈是一个贫困地区，工商业皆不发达，仅教育一枝独秀。教育部整治乱收费的雷厉风行以及因此导致的个别校长掉了乌纱帽，让《鄂东晚报》一些人嗅出了绝佳的商机。整治乱收费的文件甫一公布，报社马上全体动员，部署了一次绝无仅有的“以打击乱收费促报纸创收”的特别行动。
“报社的老总们都到了，一位老总讲了报社的困难，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一通旁敲侧击；虽然没有明说要采取敲诈的手段，但记者们都心知肚明”，陶志东如此回忆道。他的说法在另几名记者那里得到了证实。
“对报社领导的‘倡议’，没有人提出异议”。思想统一后，开始具体的统一部署。先将黄冈市辖下的十个区县分成几个“片”，再由十几名记者组成几个“行动小组”，按“片”索骥。接下来是制造舆论氛围，在行动的前一天，《鄂东晚报》的头版和二版专门刊登了严禁学校乱收费的相关文件及新闻，其中包括黄冈地区各学校具体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以及有关校长因乱收费而被撤职的新闻报道。
2月底的某日，十几名记者同时出发，带上头天的《鄂东晚报》和一叠空白发票奔赴各自的“战场”。“有报社撑腰，我们组的记者很是踌躇满志。有一名女记者也要跟着我们去，因为不愿意让她瓜分战果，求了半天我们才答应她。”陶志东说。
各组到达目的地后，接下来的操作程序大同小异：先找宾馆住下，然后确定目标学校，分头采访、收集证据，回宾馆迅速写好稿子，再电话通知学校校长过来看稿子，讨价还价，成交后给发票卷款走人。
“办案”的情景仍然如在眼前，“我们坐在宾馆里，四个校长一个一个进来，给他们看前一天的报纸和我们采写的稿子。校长们进来时很高兴，以为是宣传稿，等看到稿子后脸一下子就白了。有一位校长差点跪下来抱住我的腿，说要替我买双皮鞋。”
在讨价还价之前，被敲诈单位通常会找各种关系打通报社关节，先确定是否只是记者的个人行为，再看能否通过报社领导予以撤消。麻城市四位校长当时找到的是麻城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姜恩华和麻城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程胜利。
程胜利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我们打电话给《鄂东晚报》的老总，还有《黄冈日报》的老总，但老总们说了，记者写了稿子要发是他们的权利，言下之意是管不着。而且记者都是带着报社的正规发票而来，明显是一次有计划的集体行动。最后我们能做的就是替学校砍价，有一所学校从3万砍到1万。”给钱后，记者会开出报社的正式发票，名义是“宣传费”或是“征订费”。
“在行动过程中，我们不断地接到老总的电话，询问进展，并向我们通报其他组的好消息，在这样的‘鞭策’下我们终于取得了好成绩”，陶志东和他的同事们说。三天后，他们这组带着3.5万元回到报社。按报社规定，每上交1万元记者们即可当场提成2500元。
此役战果颇丰，十数天内，报社共“创收”近20万。之后虽不再统一行事，但单个行动一直没有断过。“自那以后，敲诈就成了一种近乎自然的行为了”，陶志东们深有余味：“钱来得快，任务完成得好，老总表扬，再加上过程之中凌驾于人的权力感，让人产生了一种兴奋、刹不住车又深感不会长久的复杂心理。”
被勒索者的付出与成本考量
“几乎每个县都有学校向我们反映过《鄂东晚报》的这种做法”，黄冈市教育局局长杨优秀曾为此大动肝火。
面对公开曝光的威胁，几乎所有的校长都选择了花钱消灾。只有英山县教育系统因为实在拿不出钱，最后被见报，成为那次集体行动的惟一例外。
也正是出于这种不愿再提“家丑”的心理，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按照晚报记者们提供的名单进行核实时，一些曾经的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选择了否认。黄冈某技校的校长刚在电话中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否认曾经被敲诈，紧接着就拨通晚报记者电话：“你放心，我没有说出去。”
据《鄂东晚报》记者粗略统计，2003年一年报社从学校敲诈所得的款额有100万之多，黄冈市除黄冈中学外，所有大一点的学校无一幸免，仅黄州区就有20多所。这些学校的付出，或是换得正面宣传，或是成为晚报《教育导刊》的理事单位。
“反正不是自己掏钱，又保住了位子和面子”，《鄂东晚报》一名记者阐释了被敲诈者的“消费心理”。学校接下来又会把这些钱转嫁到学生头上，另立名目收费，实际上是广大学生被迫充当着这一食物链终端利润制造者的角色。
创收下的蛋
在2003年以前，跟其他地方一样，《鄂东晚报》的记者们过着不肥不瘦的地方都市报生涯。“那时候新闻敲诈不是没有，但只是个别记者的行为”，一位老记者说。
转折出现在2002年年底。新领导上台，办报思路发生急剧转变——报社全体上下，从主编到记者到校对员，一律以“创收”业绩论英雄，报社为此颁布了详尽的创收计划。
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拿到的《鄂东晚报编辑部2004年部室创收规划》中规定，2004年全年创收总任务为190万，各部门人员每人上交的任务量不等，最低1万，最高为16万，普通记者为2万，老总的任务量为5万，超过部分与报社四六分成。每个人的月工资为800元，每月实发500元，扣发的300元与创收业绩挂钩，达不到目标80%的，所扣工资全部不予返还。
然而晚报内容水分太多，在读者中不叫座，给报社人员的创收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鄂东晚报》广告太多，没多少人看，所以没有进”，一位报摊老板告诉记者。黄冈市内的报摊上随处可见《楚天都市报》、《武汉晨报》等外埠报纸，而作为本地惟一一份上摊报纸的晚报却难觅踪影。
“只有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的老总和少数老记者，才能按正常的关系渠道，通过广告和发行完成任务。其他人要完成创收任务，拿到应得的工资，别无他法，只有敲诈勒索一途，而且在2003年年初那次集体行动后，这在报社内部已成为公开鼓励的手段了”，陶志东说。
在进行此类创收活动时，报社领导通常会给予通力协作。今年7月，陶志东做了一篇名为“某所长安排公安厅警官寻欢”的稿子，心领神会的老总在发稿签上写了如下审处意见：“此问题性质十分严重，中央对公安队伍建设抓得很紧，一再强调从严治警，此件可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同时以本报内参形式报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及江西省公安厅铁路局等单位”。当事人看到稿子和这样“醒目”的发稿签后，不敢怠慢，连忙交了3000元息事宁人。
还有一份堪称经典的发稿签在报社内部无人不知，其内容是“以本报内参形式报家宝总理、周济部长”。而事实上，《鄂东晚报》的内参最高只能到达黄冈市委一级。
杀鸡取卵与兔死狐悲
在全体动员、上下配合的努力下，创收活动收到了不错的效果，随着一篇篇曝光稿转换为一张张订报单和广告发票，至2003年年底，《鄂东晚报》发行量和广告纯收入都翻了一番。
甜头既尝，报社还想在今年再造“辉煌”。然而，截至9月30日的创收情况汇总表显示，总共47名人员中，有32位未完成60%的任务，其中有19位还未达到40%。这意味着，有多半人的正常工资将被扣掉一部分。
“今年的完成情况大不如去年，一是因为这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各单位被宰过一次就不可能再宰了，全市有钱的单位也就这么多；二是像去年那样借整治乱收费而开展行动的机会不可再得；三是敲诈活动引起了上面的注意，并处分了一名记者，大家不得不有所收敛。”一位晚报记者分析说。
2004年5月，晚报驻浠水县的记者因敲诈被举报，同时被举报的还有其母报《黄冈日报》。此事受到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重视，批示要求严查。《黄冈日报》撤消了各地的分站，《鄂东晚报》则开除了该驻站记者，并登报声明敲诈纯属该记者的个人行为。
而就在此前的3月底，该驻站记者还因发行和创收业绩突出，刚被报社评为“2003年度先进驻地记者”。
这让不少记者心生兔死狐悲之感，“一旦上面追查下来，报社只会拿记者作替罪羊，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浠水的这名同事就是前车之鉴，实在令人心寒。”
10月22日，17名记者和编辑联名向《黄冈日报》党组成员递交了一份辞职信，信中称“《鄂东晚报》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着实令我们感到困惑和忧虑。我们感到，《鄂东晚报》如此下去，如履薄冰，在内外环境、竞争压力日趋严重的时刻，《鄂东晚报》到了非有‘真正’的‘改革’不能走出困境的生死关头。”
分管《鄂东晚报》的《黄冈日报》副社长雷电、《鄂东晚报》总编助理杨辉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在创收思路的高压之下，报社人员中确实存在不好的风气。个别领导在处理这类事情时态度暧昧，鉴于此，年底之前报社会有彻底改革，扭转办报思路。
10月25日，陶志东与另一名记者被批准正式辞职。在报社领导透出要“改革”的口风后，其余15位编辑记者经劝说暂时回到原来的岗位。不过，报社的墙上依然如期贴出创收任务完成情况，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刘溜、胡玲（发自湖北黄冈）
评论：警惕新闻界的权力寻租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等社会科学工作者近年来孜孜研究的“寻租”理论，不断被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事例予以印证。寻租，全称判断应为“权力寻租”，准确的意思是利用公权，即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以权谋私，以权易钱，以权易物，以权易色，如此等等。在这里，公权被据为己有，公权被一“私”亵渎，而侵犯亵渎公权的结果，便是腐败，人民群众切齿痛恨的腐败。
新闻界，作为社会的“感应器”，当然也不例外。其集中表现为以“采”谋私，以“编”谋私，以稿谋私，以版面谋私。而其“谋”之“领域”，又无孔不入，无远弗届，不管是正面报道，还是舆论监督，“谋私”的黑手都能伸进。要“树立形象”，要媒体说好话，要报纸上有文广播里有影电视上有声，好，拿钱来，一手交钱，一手交版面，两讫。于是，新闻圈里，就有那么一批专事以卖版面以写“形象”为生且活得滋润人五人六的所谓“名记”横空出世，肆无忌惮0正面”如此，反面，负面的报道，一样被一些人拿去“经营”。你有丑事，你有问题，你想要我媒体装聋作哑三缄其口，好，出价吧。于是，心照不宣之中，一些有问题的人和事，乃至一些违法犯罪、作奸犯科者的丑行便也杳无声息，从原本应当实行舆论监督的媒体中淡出，消失。我们说，这便是新闻界的“权力寻租”。这样的“新闻寻租”，其危害实在不可小视。
此前出现的几起事件可资佐证。一个是湖南娄底日报的原政法部副主任、“湘中名记”伍新勇的案发落马，一个是繁峙矿难水落石出后的11个记者涉案被查。两件事，一南一北，一“少”一“多”，但都从各自的侧面折射出中国新闻界的一个侧面，一种现状。南边的那个伍新勇，“打进”媒体，利用媒体，无视党纪国法，为所欲为，甚至批捕后还辩解“我是政法记者，政法记者有权佩带枪支”，无知“无畏”之中，可见其多么嚣张。北边的11个记者，同样明白手中的一支笔的“分量”，竟然在震惊全国的繁峙矿难发生后，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而贿送的现金、金元宝，“版面权”、“报道事实真相权”就此葬送。值得指出的是，新闻界这类事绝非仅此一例两例，绝非偶见，可以说，以稿谋私，以版面谋私，以稿件和版面“寻租”，已成为新闻界一个不可否认的行业不正之风，已成为侵害新闻公信力和权威性的一个毒瘤！君不见，现在的一些记者，牛皮哄哄，人五人六，尾巴翘到了天上，谱儿摆得令人惊诧，“日子”过得流油，有些所谓的“名记”，更是具“呼风唤雨”的“本事”，“通天入地”，“能量”极大。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凭什么？说穿了，不过是利用党和政府的媒体，在干着“新闻寻租”、以稿谋私的丑事。这一状况，已经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我们说，是到了认真整肃这种歪风的时候了。
以权谋私，人所不齿。我们手中的权力，包括新闻记者手中的笔和版面，是党和人民给予的，是公权，而非“私产”。任何侵害公权的行为，都属违纪违法，其结果必然导致大大小小的腐败。新闻界也不例外。私欲升帐膨胀，必致“公信”沦丧；邪祟成为“典型”，正义只能蒙垢，“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是不会错的。看看这几年新闻界的一些丑恶现象，便可一目了然。以原则作交易，以版面作交易，“肥”的，是一些无良记者，“惨”的，是媒体及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民谚有曰：“防火防盗防记者”。防记者什么？防记者以版面为由威胁利诱乃至于敲诈勒索啊！话也许重了些，但却是有的媒体有的新闻工作者身上发生过或仍在发生着的客观真实。
我国的媒体，一如党政部门，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予的，决不能拿来作为徇私舞弊的工具；我们的记者，也决不是什么“无冕之王”，而只是一种社会职业。这一点，必须反复讲，讲清楚。而对于那些大搞“新闻寻租”者，应当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手软；同时，应在新闻界广泛开展爱岗敬业、认清“自我”的教育，记者不是“大爷”，记者就是记者，决不能滥用版面权，决不能恃“权”仗势，气焰嚣张，不识天高地厚。如此多管齐下，新闻界的“寻租”才会得到有效遏制，直至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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