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冷战开始迄今，核潜艇以他巨大的战略价值成为大国俱乐部的准入证，而战略核潜艇更成为大国权杖上最夺目的一颗宝石。提起核潜艇，美国人自然会想到里科佛，我们当然也有我们的核潜艇专家——黄旭华。日前，本刊记者有幸见到了黄总，并对他进行了采访。
本刊记者：我国的核潜艇已经走过了30余年的历程，作为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总师，您能对这段历程作一简要的回顾吗？
黄总：核潜艇的故事可以从1958年说起。
58年有两件事情对我们工作影响比较大，一个是二机部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在房山建成了我国第一个试验堆，另一个是我们按照“二四”协定转让制造的潜艇，58年也基本告一段落。另外，这一年中苏关系开始紧张，接着59年，10年大庆，赫鲁晓夫来了，我们正式提出希望苏联老大哥能帮助研制核潜艇，赫鲁晓夫非常傲慢：“核技术非常复杂，花钱很多，你们中国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研制，我们苏联有了，就等于中国有了。你们把海军基地给我们用，我们的核潜艇可以帮助你们”。毛泽东主席非常气愤：“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此话立即传遍09战线，大家听了很兴奋。国家搞核潜艇是有决心的，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但是权衡下来，最重要，首先要搞的应该是“弹”。核动力比原子弹技术要求更严，核动力是可控的，原子弹不需要控制，要把爆炸威力变成可控的，技术要求更高。当时“弹”还未爆，国家要把全部力量集中到“弹”上，09项目58年刚刚组建，开始预研，62年就开始下马，过了2年，这个项目正式解散了。
在于笑虹，刘华清坚持下，中央同意保留少数人继续调研工作，并维持了几个关键设备的研制工作。
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有此基础，国家可以抽出力量搞09了。于笑虹，刘华清有关领导抓住机会立即向中央打报告，要求09上马。65年报告批下来，同意！
此时面临困难仍然很多，核潜艇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我们都没搞清楚。
工作条件也很差，我们搞数据，要用算盘、计算尺算。为一个数据常常要发动一批人日日夜夜算。
中央批下来时有3个原则：
1、立足国内，艰苦奋斗
2、第一条艇带有一定试验性质，但建成后要可以作为战斗艇用
3、大力协同，全国有关科研单位共同努力，把09搞出来
我们就因陋就简，创造上办法，能拿出点成果就算一点。我们绝不等条件，就算你等得及，国家也等不及啊。
不是没有资料，心里没底吗。一个一个解决。我们对国内科研技术力量调查清楚，实事求是地了解我们生产能力到底有多大。没资料我们发动大家按各自专业搜集国外资料，美国第一个搞出来，他要吹嘘自己，所以报刊书籍里零零碎碎会透露些信息，但这些资料真真假假，不信不行，全信也不行。我们的做法就是3面镜子：一面放大镜——把有用的信息从信息堆里挑出来；一面显微镜——把信息汇总分析；一面照妖镜——要去伪存真。
有个例子很有意思，核潜艇做导弹发射平台，精度不比陆基，因为艇的位置参数是不断变化的。美国搞了华盛顿导弹艇之后说，他这条艇精度能达到陆基水平，因为他提出一个技术措施——艇上装个65吨重的陀螺仪，陀螺运转，利用其高速，艇就可以稳定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图纸，比较吃惊，因为陀螺除自身外还有很多设备来维持运转，这意味至少要增加一个很大的舱室给它，排水量、航速都要受不小影响。美国人真正的做法怎样不得而知，但这个方法是比较笨的，是否就没有其他办法呢？我们试验条件很简陋，但我们通过大量试验最后得出结论，不一定用这个陀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按我们的方法走，到试射时我们打的也很准。
当时我们在葫芦岛，因为这个地方水深，冬天冰冻期较短而且三面环山，保密条件也很好。现在葫芦岛成了旅游胜地了，当时可是荒山敝野的。我们种的树就算长起来也是歪的。伙食也很“绿色”，有一句俏皮话说我们是“早上土豆烧白菜，中午白菜烧土豆，晚上土豆白菜一道烧”。北方尤其冬天只有这个，有时候一年到头见不到一点油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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