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对全国18个省、市、区展开专项检查的结果，被发现含有苏丹红的30家企业88种食品及添加剂被一一列出。第二天，卫生部又发布了《苏丹红危险性评估报告》，得出结论为：人体偶尔摄入含有少量苏丹红的食品，引起的致癌危险性不大，但如果经常摄入含较高剂量苏丹红的食品就会增加其致癌的危险性。“涉红榜”与“低害论”，无疑都是希望以实事求是的姿态来化解民众谈“红”色变的恐慌。

　　在这场因为苏丹红引发的食品安全危机中，民众为这似乎无处不在而且显然已经入嘴多年的不安全因素而既惊且怒，但众多相关食品厂商中，又不乏“何必大惊小怪”的埋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亨氏危机公关代理人引用权威人士的表述，形容亨氏的每瓶问题产品所含苏丹红，只“相当于抽半支烟”的危害。如今卫生部的低危害评估报告无疑确认了这一点。但倘若可以据此认为民众的“恐红”情绪与表现过激，自然也是没有道理的；至于还有声音表示，放着更厉害的食品污染源不去查处，纠缠低危害的苏丹红不放实在是得不偿失，则更是不敢苟同的逻辑。因为“苏丹红风波”给国内民众带来的心理冲击，从一开始就并不只是相关食品是否安全的简单问题。

　　国内的“苏丹红风波”，源自2月18日英国食品标准管理局(FSA)大规模召回涉嫌含有苏丹红的产品。5天之后，中国的工商、质监、卫生等部门也联合发出了相关的检验监管通知，但一开始只是要求最有嫌疑的跨国企业自查自纠。然而包括联合利华、麦当劳、亨氏和肯德基等知名品牌在内的跨国公司纷纷发表书面声明称，他们被英国“黑名单”所列的产品“在中国没有生产和销售”。但亨氏和肯德基的问题产品旋即被查获。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致使国内对于苏丹红的恐慌达到最高潮，并进一步促发了全国大范围“涉红”产品的清查，而国内众多企业的产品及添加剂也赫然存在大面积的“涉红”问题。

　　因此，“恐红”心理在国内的发生发展，当然可能跟苏丹红存在着致癌危害性有关，但更跟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监控能力与反应能力有关。毫无疑问，没有英国FSA的示范提醒，我们自己断然不能主动发现这一问题；而在示范提醒之后，我们的跟进也显得多少有些漫不经心。这种局面，既然可以发生在幸亏危害程度不大的苏丹红上，那也难保不会发生在危害程度其实很大的其他问题食品要素上。

　　事实上，英国FSA之所以要对苏丹红之祸“小题大做”，乃是因为英国以疯牛病的蔓延失控祸及经济乃至人体健康为前鉴——FSA便是在此丑闻的教训下成立的，苏丹红的危害性虽然不大，但不排除存在有长期食用苏丹红含量偏高食品的人群，在现有危害程度之外也不排除存在可能尚未显露出来的其他隐性危害，FSA宁愿“无事生非”，也不愿大意铸错，显然是对公共安全高度负责的表现——即便如此，依然有英国媒体谴责FSA行动迟缓。而反观我们自身，在经历了应对非典如此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之后，在劣质奶粉、假白酒、毒大米等形形色色食品安全丑闻层出不穷的背景下，痛定思痛的长进不多，改变也有限。

　　而与肯德基前有遮掩而后能主动自爆家丑的自觉相比，国内的“涉红”食品企业，悉数是被动地等待检测——它们或者是没有自我检查原料供应链的能力，但本质上更应该是缺少自我规范自我纠查的商业道德。公众的“恐红”心态，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中被放大——对商家的诚信不相信、对相关部门的效率与能力也少信心。在这个具体的问题上，公众的关注度与苏丹红的危害程度显然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更广泛的食品安全话题上，公众的每一次惶恐其实都会叠加成为下一次更大惶恐的基数。这样的问题，显然不是靠最后声明“虚惊一场”可以化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