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问题的困难性、复杂性、情绪性、长期性

　　中国、韩国、朝鲜以及其他遭受过日本侵略与殖民统治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同日本之间的历史问题仍是一个实际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的困难性、复杂性、情绪性、长期性。

　　第一，历史问题的困难性表现在，在遭受过日本的侵略战争、殖民统治的亚洲各个邻国方面，战争和殖民统治给受害国人民带来了极大伤害和痛苦，所激起的民众中间的仇恨感情是根深蒂固的；在日本方面，尽管广大日本人民并没有故意否认、美化侵略战争历史，但正如上面所述他们对日本军队在中国、朝鲜等地如何加害于当地人民，无法感同身受，加之战后日本在学校教育中故意“忽视”近代史教育，加上时间的推移，淡忘历史将可能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种风潮。

　　第二，历史问题的复杂性表现在，它不仅包括如何正确对待历史的“历史认识问题”，而且包括诸如处理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等的“历史遗留问题”，钓鱼岛、独岛等由于历史问题和美国安插所引起的现实的领土争端，日本政府在这些现实争端上的表现与其对历史的认识紧密关联，而对受害国来说，现实的岛屿争端则与历史问题互相“火上浇油”，导致举国民情激愤的局面。由于历史问题与“遗留问题”、“现实问题”相互牵连导致的纷繁复杂性，极可能导致日本与受害国之间的关系摩擦不断、险象环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局面，或者像2003年发生在齐齐哈尔“8.4”毒气事件那样，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突如其来地冒出个什么事件，引起强烈的反应。

　　第三，历史问题的情绪性表现在，由于日本右翼否定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行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中国人民至今还没有愈合的历史伤疤上撒盐，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应和愤怒；而中国方面的反应传到日本，又在日本一部分民众当中引起了“中国在没完没了地抓日本的‘历史辫子’”，“又在打历史牌”之类的情绪性反应。这样，围绕历史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两国部分民众之间的“感情摩擦”。

　　第四，鉴于上述历史问题的困难性和复杂性，可以预料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将可能延续很长时期。需要指出，经过20世纪90年代日本新旧政治体制和新旧政治家的转换与交接期，日本的所谓“新生代政治家”与对过去战争怀有负疚感和赎罪感的老一辈政治家相比，他们的“习惯用语”就是“那场战争在我们出生前十几年前就结束了”，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历史相当缺乏负疚感和责任感，而且在诸如修改宪法、审定历史教科书、自卫队派兵出国以及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表现出老一辈政治家未曾有过的强硬立场，这使习惯于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竹下登等老一辈政治家打交道的中国方面感到愤怒，感到不可理解。小泉首相或许正是所谓“新生代政治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可能接替小泉担任首相的政治家则早早表示一旦当上首相也要参拜靖国神社，这预示中日历史摩擦很可能趋于长期化。

　　双管齐下发展中日关系

　　笔者断然不能同意有些作者关于中日间历史问题“已经解决”的判断。我们要坚持“正确认识历史”这个原则，对原则性问题要一以贯之，永远坚持，坚持什么？就是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史为鉴”，就是既要继承两国友好交往的传统，更要汲取发动侵略战争带来的深刻教训。

　　“以史为鉴”，不是要重新算历史旧账，而是为了共同面向和开辟未来，为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正如江泽民所指出：“我们一直主张侵略战争的责任应由军国主义分子来负，广大日本人民同样也是受害者，应同它们和睦相处，发展世代友好。这一既定政策不会变化。”

　　中日历史摩擦不能简单归结为以主张否定历史的日本为一方，以主张正确认识历史的中国为另一方，这两方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不能认为日本方面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都在否认侵略历史。我们既然要解决历史问题，就应该做到“知己知彼”，应该弄清楚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方面的实际情况。日本人民并没有否认历史，但在一部分人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厌倦厌烦”、“不愿重提过去事情”的情绪，对受害国人民缺乏同情和理解，以及年轻人之间存在着“这是前辈干的事，与我们无关”的“无责任感”。但是另一方面，日本的年轻人也不能永远生活在前辈所犯下的过失的阴影之中。总之，在如何正确认识历史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一般人的模糊认识和情绪，宜宽以待人，不要得理不饶人，努力做到使人家心服口服。而对变本加厉地篡改历史的少数右翼则需展开坚决的斗争，并且联合国际上一切富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外国人，结成共同战线，同篡改侵华战争、对朝鲜殖民统治的历史、甚至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案的日本右翼展开国际大论战。

　　当然，我们在开展这场斗争的场合，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限定打击面，避免过激行为伤害到普通的日本人，对于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倒退必须进行严正交涉甚至抗议，对少数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言行则不必动不动就上升到国家之间打政治仗，这样反而让一贯喜欢把事情捅大的日本右翼借机扩大其市场和影响。

　　毛泽东说：“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从现状看，当今日本国内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力量虽比起过去有所削弱，但仍然是主流；至于一部分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模糊认识，这种思想认识问题最终要靠日本人民自己来解决，我们相信人民总是要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一国人民的自我教育，别国至多发挥积极的“外因”作用，却是无法代替的。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一个民族，思想问题是一个非常细致的问题，我们在历史问题上也必须注意方法，避免因为方法不当而损害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如果形成民族间的感情对立，政治家就会更倾向于在历史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因为这样在政治上对自己更有利。在国内，我们对民间的感情必须尊重，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本身也是人民的一员，在感情上同广大人民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国家的外交和对外政策必须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我们只要是以国家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所制定的理性的对外政策，不管在一时如何得不到一部分人理解，终将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

　　在对日关系上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即一方面认真解决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的中日间各种重大问题，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包括经贸、政治、安全、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内的中日关系的发展。这种“双管齐下”新局面很可能成为今后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