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8日晚上7时，占领了马来亚的日本军队向驻守新加坡西北部的澳洲军发动进攻。七天之后，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于晚上8时半宣布无条件投降，逾10万名英国、澳洲、印度等守军沦为阶下囚，新加坡从此进入了三年零六个月的昭南时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新加坡失陷”。

　　英国史上最严重灾难

　　新加坡沦陷是亚洲现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之前，英国报章把新加坡形容为“坚不可摧的堡垒”。许多人都上了英政府目中无人的吹嘘的当，以为它能坚决应付远东可能爆发的任何战争，使大英帝国的江山稳如泰山。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称的新加坡转眼便落入日军手中，对英国的作战努力以至整个大英帝国，不啻是一记沉重的打击。连当时的英国首相邱吉尔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也是规模最大的投降”。

　　1993年初，在战争结束48年之后，许多重要的有关官方文件在英国公开。尽管还有许多档案仍然“保留在有关部门里”，不让人查阅，学者们却能从这批文件上挖掘出一些前此不为人知的材料，失陷过程的真相逐渐显现。其中一位是英国学者彼得·埃尔菲克(Peter Elphick)。

　　埃尔菲克当过商船船长，在南中国海度过多年航诲生涯，其后担任过中东多国政府和多家商业机构的海港专家，也成为多项由世界银行提供资金的计划的顾问。近年来他开始研究与航海和军事课题有关的历史。1995年，他在研究新近解禁的大量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新加坡：攻得破的堡垒——对欺骗、不和与临阵脱逃的研究》（Singapore：The Pregnable fortress--A study in Deception， Discord and Desertion)一书，揭露英国和澳洲官方战争史的掩盖真相，包括避免提及大批澳洲军和印度军临阵脱逃的历史事实。

　　在书中的《前言》里，作者花了不少笔墨，详细列出具体证据，披露英澳两国撰写官方战争史有关部分的主要历史学者，曾经就准备如何提出哪些“事实”达成了协议，其中的英国历史学者曾私下向人透露，他受到官方掣肘。

　　作者写道，在邱吉尔由1951年开始重新当上英国首相这段时期，英澳两国的官方历史学者正忙着撰写两国历史中有关马来亚战役的内容。如今英国档案馆公开的内阁档案，就包括了记录英国当年所作所为的许多信件和内部备忘录。研究这些资料给人的印象是：两国的历史学者固然想用记实材料把实际情况准确地记述下来，可也同样有兴趣就两国历史里应提出哪些“事实”取得共识。

　　负责撰写马来亚战役的英国历史学者，是伍德伯恩·柯比少将（Major-General S. Woodburn Kirby）。1953年他访问澳洲，逗留了很久，访问目的表明是为了在这方面同澳洲取得共识。他和澳洲撰写同一部分内容的主要历史学者莱昂内·威格莫尔（Lionel Wigmore）一起，同许多澳洲官员和一名英国准将面谈。那位准将参加过马来亚战役，当时居留在澳洲。这次到澳洲的访问，使柯比不但获得了许多新资料，双方还就如何撰写达成了协议。

　　英澳官方掩盖重要事实

　　柯比回国时带了一份文件，内容披露战役期间出现了临阵脱逃的开小差现象；这个现象对当年战局起了至大作用，使日军攻占新加坡的时间大为缩短。但是，到头来英澳两国的官方战争史都掩盖了这点。其实，英国档案馆早些时候便藏有许多这方面的资料（到1993年才对外公开）。柯比一伙人要不是看不到这些档案，便是奉命不得利用。无论如何，对于新加坡失陷的史实，这是许多掩盖真相的做法之一。

　　埃尔菲克也指出，1956年，澳洲驻马来亚部队的参谋长赛尔上校（Colonel J.H. Thyer）曾写信给白思华，提到英澳两国的官方战争史即将面世一事。他写道：“公众的兴趣只会局限于参加过战役的人和军事史学者，我对此有把握。因此，轻描淡写（watering down）和其他修改并不叫人担心。有洞察力的人会从字里行间体会到隐含的意思。”

　　在《前言》里，埃尔菲克援引了一度担任过新加坡总工程师的伊凡·西姆森准将（Brigadier Ivan Simson）的一封信的内容。这封信是写给当过马来亚高级文官的布赖扬（H.P.Bryon）的，信中透露柯比告诉过他，英国内阁委任他写官方历史是有条件的。

　　西姆森在信中写道：“我从柯比的谈话中了解到，内阁委任他写官方历史的权限是：不能作出可能损害领袖名声的批评。根据这样的条件，怎么能写‘历史’呢？”

　　他接着说：“为何官方要掩盖真相？这样做几乎总是不愉快的事，不过是不愿面对真相吧了——连邱吉尔也没有设立调查庭……你知道，事情的真相是可怕的，（依我看来）它显示领袖们公正不阿的水平正在下降。”

　　埃尔菲克也提到1970年8月间英国的一场争论。当时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刊登了一些来函，讨论官方战争史里提到的一些“事实”，是否准确无讹。写信的多位历史学者之一的罗伯茨准将（Brigadier M.R. Roberts）为自己辩护道，有人认为他和他的同事被迫保持缄默，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但埃尔菲克指出，罗伯茨并非负责撰写远东卷的成员。1968年去世的柯比肯定受到了一些约束。

　　对英澳官方战争史上讳莫如深的“开小差”课题，书中有很详细的讨论，并且列为“第13章——不光彩的事”的内容。作者说，有关在新加坡战役中军人临阵脱逃的记载之多，几乎可以用来写成另一本著作。

　　多数官兵士气低落到极点

　　他把当年的逃兵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包括在2月15日晚上新加坡守军投降前逃离岛上的官兵，从敌人后方逃出，或者是获准撤走的人不在此例。许多官兵在守军正式投降前便登上轮船或舢舨，逃到苏门答腊和爪哇，最后还是成为日军俘虏。这些人仍然列为临阵脱逃。

　　第二类包括离开前线，不打算回去的官兵，也包括最初是临阵脱逃，过后拒绝重返前线的人。这类人比第一类人数多得多。

　　他说，情形很清楚，到2月10日，参加战斗的多数官兵士气已低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目击证人的报告显示，澳洲军开小差的很多，其中一些逃离前线时惊慌失措。东西部防区，一些印度军和英军也在混乱中离开了部队。战役末期这方面的报告更多，主要是针对澳洲军。

　　获准撤离的英国军官所作的逃兵报告，最重要的是马来亚司令部的高级军官、白思华的一级参谋菲利普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H·C· Phillips）所写的。他在报告中说，2月8日晚上，当日军发动越过柔佛海峡的进攻，“澳洲军实际上并未抵抗或开枪。而当天早上（按：当时日军开始进攻前的炮轰），据报告澳洲军各个营只剩下200名低级官兵，其余已逃到新加坡市区。澳洲巡逻队正尽快围捕他们，送到收容中心，他们又从那里逃走。”

　　作者说，由于一个营通常有1200人，这就等于说在2月8日早上，至少有些澳洲部队的官兵超过80%成员不在前线，而日军就在当天晚上进犯新加坡岛。

　　白思华一直不愿意投降

　　菲利普斯还特别提到一个荒谬的小事件。2月8日早上日军炮轰澳洲军阵地期间，指挥澳洲第27旅的马克斯韦尔准将（Brigadier D·S·Maxwell）竟然到司令部见白思华，主张向日军投降。他告诉白思华：“在平民生活里，我是个医生。病人一条手臂情况很坏，我会把它切掉；但如果全身情况都不行，动什么手术也救不了，他就非死不可。新加坡眼下的局势正是如此——打下去延长它的性命是徒劳的。”结果被白思华轰走。

　　获准撤离的另一位白思华的参谋，是苏格兰卫队的阿什摩尔中校（Lieutenant-Colonel B·H·Ashmore）。他抵达印度时在报告里写道：“2月10日和11日，西部防区发生激战。澳洲帝国部队这时肯定已溃不成军，通向西部防区的公路上到处是澳洲军，士气低落的程度不一。这些人为了找酒喝，抢劫了不少私人住宅，包括我的住宅。码头到处都是澳洲军，不少人过后终于逃离了新加坡。‘溃不成军’原因何在难以理解，因为在柔佛州和金马士战役中，澳洲军打得非常出色，但总之是出了问题。我认为这是由于缺乏纪律。军纪松弛的话，很容易就会惊慌失措。”

　　新加坡当时共有1万8500名澳洲官兵，其中6个步兵团、两个机关枪团和前线支援战斗人员，至少占了1万2500名。据作者估计，逃兵多达8000名以上（其中3000名通过苏门答腊逃到了爪哇、锡兰和印度）。如果不算印度军，澳洲军在新加坡的共和联邦部队里占了80%。由此推算，不包括印军在内的共和联邦军队的逃兵多达1万名以上。

　　印军方面，根据有关资料，最严重的开小差事件发生在第2110俾路支步兵团。在2月14日守军正式投降的前一天，退守到巴耶里¤以南的这个兵团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营的大约600人全部阵前脱逃，投向了敌方。他们显然是受到“印度独立联盟”的煽动。如果再加上其他叛变投向日方的印军，新加坡战役的逃兵总数估计超过了1万2000名。难怪作者在书中慨叹，新加坡守军临阵脱逃的规模之大，是“英军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如果不算1917年俄国沙皇军队叛逃事件，其严重程度可说是在世界史上高居第一位。而1917年俄军在德国前线投向布尔什维克一方，情况却是特殊的。来源：军事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