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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慌失措的平民逃离被毁的家园。
美军解放了的纳粹集中营，其惨状令人震惊。
盟军在诺曼底滩头登陆。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专刊
历史在普通人眼里是逝者如斯的江河，在那些经历过浴血奋斗人的眼里则是沸腾于地下的岩浆。值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之际，重温那些战争亲历者笔下的历史，仿佛使人重新置身那血与火的年代。编者撷取在战争转折时期，双方搏斗最惊险、最激烈时的一些镜头，并用亲历者的语言回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以期为读者对那段历史——至少是片段的历史——奉献一些直观的感受。
诺曼底登陆、攻克柏林之战中同盟国军人星星点点的回忆与记述，虽远远不能反映战争的全貌，却足以刻画出战场上的血腥与残酷，以及胜利后发自内心的欢呼与喜悦。居住在欧洲的犹太人几乎遭到灭顶之灾、上千万的伦敦人在大轰炸的阴霾中度日如年……在诅咒战争这个恶魔带给人们深重灾难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怀念那些为彻底击垮法西斯赢得战争胜利而牺牲的士兵，不能不小心提防和坚决反对那些纳粹余孽和一切反人类的战争狂热者，不能不倍加珍惜沐浴在和平阳光下的日子并为人类社会永沐和平而祈祷！——编者
这一天是最漫长的一天……对盟国来说这是最辉煌的一天，而对纳粹德国来说，则是最致命的一天。——欧内斯特·海明威
诺曼底登陆：将魔鬼从海滩赶走
背景：经历了法西斯猖狂进攻的严冬后，正义力量开始显示出强大的后劲和不可战胜的力量。1944年6月6日，全世界为这样一群人而瞩目，他们向被纳粹统治的欧洲大陆发起了代号为“霸王”的冲击，再次敲响了纳粹灭亡的丧钟。
这一天，盟军8个师在法国诺曼底登陆，3个师从空中，5个师从海上。3个空降师首先着陆，负责设置障碍阻止德军增援部队开赴滩头阵地、摧毁一些瞄准海滩的炮兵阵地等。其余5个师在代号分别为“犹他”、“奥马哈”、“朱诺”、“戈尔德”、“斯沃德”等5个不同的海滩登陆。在盟军远征军出发时，一位目送战友出征的海岸警卫队员告诉他妻子：“许多人将长眠于今晚。”于是，在诺曼底的滩头就多了6600座坟冢，大海被染成粉红色，世界闻名的度假地看上去更像是屠宰场或是绞肉机。
镜头回放：“现在整个机场在马达的轰鸣中震颤。”1944年6月5日午夜，在英国厄波特里机场的美军101空降师第506伞降步兵团二等兵戴维·韦伯斯特坐进了机舱中自己的座位。据他后来的描述：“飞机的尾部来回摆动，改变方向并朝着机场跑道前进。我两腿发软，喉咙发干，只能结结巴巴地低语。随着一次平稳的前冲，我们离地升空。”在英吉利海峡的上空，运输机、轰炸机和滑翔机开始充斥于夜空，闪烁着忽明忽暗红色和绿色的夜航灯光。从所乘运输机开着的舱门向外凝望，“由于飞机密布，我几乎看不到天空……简直没有多余的空间。”
大约1727架飞机和850架滑翔机运送着17000名英美空降部队扑向了希特勒的“欧洲堡垒”。C－47运输机飞越海峡的时候，506团2营E连跳伞长利普顿看到了一个壮观的景象，这是任何人都未曾见到过的，而且以后也不会再见到的景象，也是使那天晚上从空中看到它的人终身难忘的景象：6000艘舰船组成的攻击舰队正在向诺曼底进发。谁曾见过这么多的舰艇和船只，“看着这些舰船的道道尾迹，你一定会产生一种敬畏之情，与这样大的行动相比，你太微不足道了。”
6月6日凌晨1时许，机群飞越海岸线。地面上的高射炮开始向他们射击，蓝色、绿色和红色的曳光弹划破了夜空。它们击中飞机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就跟把石子放在铁皮罐里摇动差不多。空降过程中的重大损失，使三个空降师实现预定目标变得异常困难。一位澳大利亚的战地记者这样描写到：“我能看到其它滑翔机的轮廓，他们被挂在木桩铁丝网工事上，一架飞机的头部钻进了泥土，另一些掉了轮子或折了机翼，有一架钻进了一间房子里，还有两架撞到了一起。”
盖伊·拜厄姆是与伞兵们一起跳伞的英国广播公司记者，他在报道中说：“跳，跳，很快跳进冰冷的夜空；跳，跳，跳到法国上空。”他的降落伞张开了，大概过了10秒钟，“我发现自己在一块玉米地中。我四处张望，甚至用上了指南针，但仍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在哪——头顶许许多多降落伞正在降落。整个天空出现一个由灯火和高射炮火形成的奇妙景象，一架飞机被击中并四分五裂，无数的燃烧碎片布满了整个天空。”
美国小说家、时为战地记者的欧内斯特·海明威乘着登陆艇来到了“奥马哈”海滩的东端。海明威注意到坦克仍旧停留在海滩上，“其中的一辆坦克突然发出火焰，带着浓浓的黑烟和黄色火焰燃烧。海滩下方稍远处，另一辆坦克也开始燃烧起来。沿着海岸线，这些燃烧的坦克就像是巨大的黄色蟾蜍沿着高水位线蹲伏在那里。在我站起来观察的时候，又有两辆坦克开始燃烧了。”
他写道：“我看到三辆坦克正沿着海滩缓慢地开过来，德军让它们通过了河谷通向海滩的那片开阔地，因为那里绝对平坦，是射击的理想场地。后来，我看到领先的坦克上方开始冒烟。然后烟雾突然扩大，两个人冲出炮塔，双手着地，双膝跪在海滩的石头上。他们离我们如此之近以至于我看到了他们的脸，但当坦克开始猛烈燃烧起来的时候，再也没有人从坦克中冲出来。”
《生活》杂志的著名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有句名言：“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卡帕的确离1944年6月6日的战斗足够近。早晨6点30分，当卡帕随第1步兵师第16团离开登陆艇时，他和步兵们必须在炮火下穿越大约100码的潮汐平地。当“子弹在他周围的海水里击起很多洞”时，他还在兴奋地拍照片。他奔向一辆烧坏的坦克寻求保护，他在“漂浮的尸体中间”抵达那里……一场野蛮的迫击炮轰炸开始了，将美军压制在海滩上。“一种新的恐惧从头到脚震动着我的身体，扭曲着我的脸”。卡帕试图将相机重新装上底片，但他根本做不到，他的双手颤抖得太厉害。到上午11时整，“奥马哈”上的战斗开始有利于美军，负责指挥第16步兵团的乔治·泰勒上校越过海滩大喊：“有两种人还留在这个海滩上，已经死去的和将要死去的，现在让我们将魔鬼从这里赶走！”（本版资料来源：本报资料室）
1945年5月1日，我们仍在战斗中度过，得不到睡眠和休息，可是换来的却是举国欢腾，苏联人民和首都莫斯科以及其他城市都欢天喜地。——苏联元帅崔可夫
攻克柏林：红旗插上国会大厦
背景：在东线战场上，从1944年6月开始的苏军夏季攻势摧枯拉朽，节节胜利，并迅速抵近德国本土。在西线，自诺曼底登陆以来，盟军势如潮涌，滚滚而来。东西两线的巨大攻势正从四面八方进逼德国法西斯的老巢——柏林。
1945年4月，四面楚歌的希特勒仍没有放弃抵抗，集结了“维斯瓦”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总计48个步兵师、6个摩托化师、6个装甲师，共约100万人，准备在东线与他恨之入骨的“布尔什维克”作最后的决斗。苏军在柏林方向集结了三个方面军共193个师250万人，对纳粹形成了压倒性优势。斯大林下达了“谁头一个突入柏林，就让他占领柏林”的命令。4月16日莫斯科时间早晨3时，排山倒海的声浪吹响了进军柏林的号角，纳粹的命运已是在劫难逃。
镜头回放：位于柏林中心的国会大厦，是古老德国的象征，也是法西斯分子逞凶的中心。1945年4月，这座富丽豪华的大厦已经被改造成试图延缓法西斯灭亡的支撑点，俨然一座中世纪的古堡，以之为中心，四周的建筑物也被改造成防御的堡垒，作为大厦的重要支撑。
苏军指挥员们在忙碌着部署军队，同时整个部队也在优选着自己的旗手。人到旗到。红旗，是战场上无声的号角。
在前出到国会大厦的路上，150师师长沙季洛夫将军把从集团军受领的第5号红旗授予了步兵第756团团长津琴科上校。津琴科上校又把这面旗交给了最优秀的大尉营长涅乌斯特罗耶夫。“你们第1营要保证把这面旗插在国会大厦上。”团长信任地叮嘱道。
参加攻击国会大厦的分队，都有各自的红旗，这时，他们都选派了最勇敢、最优秀的战士担任旗手，都想着第一个把自己的红旗插上去，想着让自己的红旗在最高处飘扬。
4月30日，帝国剧院、国会大厦硝烟四起，爆炸声震耳欲聋，苏军炮兵的集中射击、直瞄射击开始了。担任强攻的各部士兵越过瓦砾堆，跳过各种弹坑和壕沟，在一排排被削去树头、烧焦表皮的树干间穿梭。13时整，几乎没有感觉到时间差，一群炮弹整齐地向大厦击去，整座大厦顿时有一种被定时起爆的感觉，一刹那间穿起了一个烟裙。这时，来自大厦各层火力点和周围建筑物的火力越打越猛，苏军的伤亡急剧扩大，第一批突击分队被迫撤了下来，向国会大厦的第一次强攻失败了。
经过第一次冲击，大厦的重要火力点也都暴露了出来。当日18时，这是一个真正的复仇时刻，苏军炮火准备不再是盲目乱打了，每门大炮对准目标，非常准确地打掉了一批重要的火力点，给德军以有效的压制。
仅仅几分钟之后，苏军就到达了国会大厦。彼得·皮亚特尼斯基是苏军党组织的负责人，他亲自扛着红旗，一边甩手榴弹，一边向大楼冲击。在红旗的背后，他的连队飞似地向大厦跟进。他头一个登上了通往大厦入口的多级阶梯，正在向前飞奔时，不知道哪里打来一颗流弹，令他饮弹牺牲。下士谢尔宾接过红旗继续向前冲，大厦门口的圆柱上终于飘起了他们的红旗……
苏军士兵冲进前厅，隐蔽在周围的德军围过来，端着刺刀的双方犬牙交错纠缠在一起，一场面对面的冷兵器厮杀在前厅展开。德军拼刺的功夫不如苏军，一个个毙命……沿着先头分队的突破口，三个强攻营都进入了大厦，近千名苏军与近千名德军在大厦内展开了混战。狭路相逢勇者胜。刚刚进入大楼的苏军谁也说不清哪儿会突然冒出敌人的子弹来。他们凭着凌厉的攻势，互相掩护，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搜索。
3个小时过去了，楼内一片漆黑，加之不熟悉楼内情况，战斗更加艰难了。中士彼得森冲到了暗处，与一名德军士兵背靠背互相掩护着，彼此都以为是自己人。借着窗口的一丝光线，他才发现德军衣服上的大扣子，说时迟那时快，一刀刺下，结束了德军士兵的性命。在漆黑的混战中，米宁中士摸到了顶层，于22时30分，把一面红旗插在了顶层外边的雕塑群中。
第3集团军的第5号红旗，象征着他们攻击的第五个重要目标，津琴科团长自从从师长那里接过这面旗子之后，又把它授予了侦察员坎塔里亚和叶戈罗夫。他们分别和列别斯特中尉指挥的战士一起，带着特殊的使命，边打边向楼顶冲去，侦察员们敏捷地躲过了德军数次追击，于当晚23时15分，把第3集团军这面最大的红旗竖在了法西斯帝国国会大厦的最高处。
也是在4月30日这一天，希特勒自杀毙命。柏林战役在最高潮的时候也接近尾声，苏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上图：苏军坦克驶过被攻克了的德国国会大厦。
“我心中无比惊恐，想着一些好朋友如今生死操在有史以来最残忍的怪物手中。而他们遭遇这些事，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安妮
《安妮日记》：早点结束这一切吧
背景：在备受法西斯铁蹄蹂躏的各民族中，居住在欧洲的犹太人几乎遭到灭顶之灾。当大战的尘埃终于落定之时，人们惊骇地发现有600万欧洲犹太人消失了，消失得就如风卷残云那样迅速。希特勒以谋划已久的步骤和最残酷的方式在4年中屠杀了这些犹太人，使欧洲犹太人骤然减少了二分之一。荷兰作家布鲁马曾经说，战后德国人理解二战的关键不是斯大林格勒战役或柏林之战，而是在发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一刻。在奥斯威辛、特雷布林卡、达豪、布痕瓦尔德等纳粹集中营旧址，人们不难体会到纳粹的人性沦丧、穷凶极恶；而在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感动世界的《安妮日记》中，人们更可以看到蒙难者淌血的心灵。
镜头回放：安妮是个犹太少女，原来居住在德国，纳粹兴起后避难迁至荷兰阿姆斯特丹。1942年6月12日她13岁生日时，收到一个日记本，遂开始写日记。同年7月6日，由于迫害犹太人的风声紧急，他们一家四口和另外四名犹太人到她父亲公司的“密室”躲藏。1942年6月20日，安妮在她日记的开头，这样描述道：“生活并非无忧无虑，在希特勒的反犹太法之下，我们在德国的亲戚都受尽苦难。经过了1938年几次屠杀以后，我的两个舅舅逃出德国，在北美洲找到安身的地方。年迈的祖母来和我们同住，来的时候73岁了。”“1940年5月以后，好日子很少：先是战争，接着投降，然后德国人就到了这儿，犹太人开始有了麻烦。我们的自由被一连串的反犹太命令严格限制：命令规定犹太人身上要佩一颗黄星；犹太人要交出脚踏车；犹太人禁止搭电车；犹太人不准坐车，连自己的车子也不能开；犹太人在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才能买东西；犹太人只能上犹太人开的理发店和美容院；犹太人晚上八点到早上六点禁止上街；犹太人禁止上歌剧院、电影院，任何娱乐都不准；犹太人禁止使用游泳池、网球场、曲棍球场或任何运动场；犹太人禁止划船；犹太人禁止参加任何公开的运动比赛；犹太人只能上犹太学校等等。这也不准，那也不准……”
密室的窗户有厚厚的窗帘，小心翼翼地掀开点缝隙，安妮“看见一长列一长列善良无辜的人，身边跟着哭哭啼啼的幼儿，一路走下去，队伍旁边一批人对他们吆喝作势，打得他们几乎倒地不起。没有人幸免。生了病的、上了年纪的、幼童、婴儿、怀孕的妇女，都被押去送死”。13岁的她心怀一颗悲悯之心：“我们在这里，远离那些动乱，真是幸运。我们不必多想这种种苦难，然而还是担心我亲爱但无能为力的那些人的命运。睡在温暖的床上，我感到自己真邪恶，外面某个地方，我一些最亲爱的朋友正不支倒地、或者正被打倒在地。”“要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那该多好！”惊惧、忐忑、烦闷、等待、期盼，除了不能享受阳光下的生活外，安妮和密室中的其他人经过了近两年的幽闭生活后，已经身心俱疲。1944年4月，她在自己的日记中不由得发出一声无奈的呐喊。多亏了父亲的朋友，几位真心帮助他们的好心人，密室中的人们不至于衣食无着。然而，一些偶然的小事件往往使密室中的人们提心吊胆。许多次，他们和他们藏身的密室几乎被人发现——果真如此，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每到这种时候，人们的惶恐就会达到顶点。“人人只顾忙着和自己的心情搏斗！”小安妮用自己细腻的笔触刻画着这种惶恐。日记是安妮真正的可以倾诉的朋友，她珍爱自己的日记。安妮写道：“我希望在我死后，仍能继续活着。”“在战争中，第一个倒下的是真理。”这是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的艾斯奇勒斯的名言。对于目睹纳粹疯狂行径的安妮来说，在这场罪恶的战争中，第一个倒下的是人性和正义。1944年5月25日，曾经帮助过他们的凡·贺文先生被捕了。安妮无法抑制自己的仇恨：“这世界真是倒行逆施。最正派的人被丢进集中营、监狱和孤独的囚室里，最卑鄙的人统治着老幼贫富！”1944年6月6日，密室中的人们通过收音机听到了盟军诺曼底登陆的喜讯。就像久旱的秧苗见到雨滴，他们用心在欢呼——剩下的就是等待，等待久违了的黎明曙光！然而，他们终未等来光明。1944年8月4日因遭检举，密室中的人们被德军逮捕，并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安妮和姐姐随后被转往德国北部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由于卫生条件奇差，爆发斑疹伤寒，夺走数以千计营囚生命，安妮和她的姐姐也未能幸免。密室中的八人除安妮父亲得免大劫外，其余人均惨死于纳粹集中营。1947年，安妮父亲将日记整理出版，迄今为止，《安妮日记》已有50多种文字的版本，销售2000万册以上。因为有她感动世界的日记，即使在二战结束60周年的今天，安妮“仍在继续活着”。
韩松
“不，我们还有孩子！”
古罗马诗人斯塔提乌斯曾说：“战争的残酷铸就了和平。”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如果说有什么措施可以防止战争悲剧一遍遍重演、并为人类锻造持久和平的话，牢记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当不失为一种最有益的方式。须知，法西斯蛊惑下的疯狂与残暴固然十分可怕，在二战结束60年后的今天，倘若当年的施暴者对产生疯狂与残暴的原因仍没有深刻的认识，这将更为可怕。
今年4月10日，在布痕瓦尔德纳粹集中营遗址纪念纳粹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集会上，德国总理施罗德再次代表德国政府表态：“对纳粹主义及其发动的战争、种族屠杀和其他暴行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自身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是可以从我们历史最羞耻的一页中学到很多东西。德国决不向试图忘却或不承认那段历史的任何企图让步。”
当幸存者、西班牙作家塞姆普隆忧心忡忡地指出，随着绝大多数幸存者的逝去，将不再有“亲身的回忆、直接的见证和鲜活的记忆”时，他的讲话被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打断了——“不，我们还有孩子！”“我们会告诉他们这些。”是啊！今天的人们应以严肃负责的态度，接过幸存者的历史遗产以及他们的苦难记忆，一代代传承下去。这样，再过十年，当人们举行纪念纳粹集中营解放70周年庆典的时候，即使没有多少集中营幸存者健在了，但历史依然会被记忆，因为“我们还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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