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志高 特约记者 苏眉 发自香港、广州 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3月10日下午5点35分是个特别的时间。透过电视直播，他们看到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政府总部新翼会议室召开的记者会，宣布基于健康理由提前离任。

　　“各位市民、各位朋友，一个小时以前我正式向中央政府提交了请求辞去行政长官职务的报告。”董建华说。

　　3月12日晚上8点半，在同一会议室，署理行政长官、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在特区政府所有主要官员和大部分行政会议非官方成员的陪同下，宣布代理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同时宣布新特首补选日期是7月10日，任期至2007年，原有治港班子全部留任。

　　记者会上的曾荫权一如既往打着招牌式的领结，表情严肃。他赞赏董建华的辞职是君子所为，感谢董建华做出的贡献，并为董建华祝福。

　　“董先生在最困难时坚守岗位，直到香港发展重上轨道，整体社会状况稳定，他才决定辞去职务。这显示出他对国家，对特区负责任的君子所为。我感谢董先生过去7年无怨无私地带领特区政府；感谢他为香港投入的心血；更感谢他对我及其他司局长一直以来的支持同信任。”

　　这一刻，原香港特区政府的二号人物曾荫权正式走到台前。他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带领香港走过权力交接的历史时刻，而民望高企的曾荫权也被认为是新特首的热门人选。

　　“煲呔曾”问鼎政坛

　　香港的媒体，提起曾荫权，往往以“煲呔曾”代之。原因是曾荫权在各种场合亮相，都会佩戴领结(bow tie)，而且以花领结居多，香港人几乎没有见过他戴领带的模样。也有人因为这种绅士标志的领结，称他为“香港的骑士”。

　　曾荫权和太太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每天早上上班之前，曾荫权都会到香港中环花园道圣若瑟堂做祈祷，他说这15分钟可以使他暂时忘却缠身的事物，得到心灵的宁静。即使在董建华辞职传闻喧嚣一时，他成为媒体追逐对象的那几天，也依然如此。他劝告记者，不要用“长枪短炮”打扰他的教友，否则“人家会不欢迎我的”。

　　在香港记者“长枪短炮”高密度的聚焦下，曾荫权的很多日常爱好都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下。在前往教堂之前，曾荫权往往会很有闲情雅致地在他的“豪宅”里浇花喂鱼。曾荫权目前住在特区政府提供的政务司司长官邸，位于香港太平山的半山腰。记者有一次爬山路过这栋大房子，看到“政府物业，请勿擅入”的字样。不过，司长官邸没有森严的戒备，一楼的窗帘都拉起来，而且房子与路边也不过三四米的距离，因此一楼房间墙上的画、桌上的花束和摆设都一览无余。

　　3月13日清晨，香港媒体齐刷刷围在曾荫权的官邸之前，想捕捉一些他担任代理特首第一天的生活镜头。除了如同往常一样拍到曾荫权浇花喂鱼的镜头，敬业的香港媒体还享受了一顿代理特首提供的一份早餐。据说，这是曾荫权看到媒体一清早就在他家门口守着，让家里佣人做了早餐送给记者们的。

　　当天恰好是香港今年最冷的一天，强冷空气的南下，让气温骤降了10余度。寒冷的清晨，孤独的守候，一杯热饮，轻易地就打动了很多记者的心。

　　从推销员做起

　　与其他一些香港高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年61岁的曾荫权出身并不显赫，其父曾云是一名普通的警员，服务警队30年。

　　曾荫权是家中长子，下有四弟一妹。曾家家教十分严厉，童年时曾荫权每星期至少被父亲“藤条炖猪肉”伺候一次。曾荫权的家境并不富裕，据曾荫权回忆，母亲时刻都要记着每月所用不能超过每月所挣的钱。有很长一段时间，母亲要做尼龙袋来贴补家用。

　　1964年，20岁的曾荫权从香港华仁书院预科毕业，他的首份工作是一家美国药行的推销员。1967年他遵父命，考取政府二级行政主任，任职市政事务处。

　　1969年，曾荫权与自幼青梅竹马的澳门远房亲戚鲍笑薇成婚，并育有两子，长子曾庆衍现任职于玛丽医院，次子曾庆淳则在牛津大学攻读工程专业。

　　1971年，曾荫权越级考上当时被喻为“天子门生”的政务官职系，调任财务科。不过此时的曾荫权仍属默默无闻之辈，其仕途的真正转折点出现在1977年。

　　在前财政司夏鼎基的推荐下，当时还没有大学学位的曾荫权被借调至马尼拉的亚洲发展银行总部工作一年，从事地区财务分析工作。期间参与处理过韩国、菲律宾、印度等多国铁路、水利发展计划，实践中积累了很多财经知识。

　　1981年，因为这次借调经历，曾荫权获政府保送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并以9A的优异成绩毕业。他后来还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从哈佛归来，曾荫权的仕途可谓平步青云。1985年至1989年他获委任副常务司，负责落实执行《中英联合声明》。1991年出任贸易署署长(及总贸易谈判代表)，负责所有影响香港的贸易谈判及管理事宜。1993年5月晋升为库务司，负责香港政府的整体资源分配和税收制度等政策。

　　1995年，曾荫权获委任为香港开埠以来首位华人财政司长，打破了153年以来的传统。其理财哲学深受前财政司夏鼎基影响，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曾荫权因此被港人称为“财爷”。

　　1997年7月1日，曾荫权以其优越表现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首位财政司司长。

　　金融风暴一战成名

　　回归前后的香港并不宁静。1995年6月，《财富》发表《香港之死》的封面文章，预测香港在回归后一定玩完，唱衰香港的声音不绝于耳。

　　曾荫权展示了其性格直率、作风硬朗、敢说敢做的一面，一个小故事在当时的香港广为流传。1997年10月下旬，在出席一个讨论会的开幕式后，曾荫权主动对记者发表长篇讲话，大骂“三流分析员”说一些对香港有负面影响的话。此骂一出，曾荫权即刻便得到了“二流财政司批评三流分析员”的回敬。事后，曾荫权表示以后要少讲带有感情的话，自己代表政府，不能独断专行。

　　1998年，香港回归后仅一年，金融风暴横扫亚洲。曾荫权暂时离港到土耳其“避避锋头”，回来后发现形势已然大变，香港外汇储备已损失了80亿美元。香港金融局官员的分析是“大势已去”，如果港府不采取行动，香港很可能在5天之内“断气”。

　　1998年8月11日，经过10天的权衡，曾荫权决定入市：“如果任人肆意冲击联系汇率藉以图利，结果令香港600万人的经济利益受损，那便是我失职。在接受经济调整这事实之余，我有责任将调整带给市民的痛苦减到最低。”

　　“当时‘老板’(董建华)问我，这一决定是否在我权力之内？我回答道：‘是，我来承担！’。”半个小时之后，董建华拍板同意。

　　在做出决定的当日，曾荫权“夜晚静静地哭过两三次”，担心自己不小心输掉香港人的钱，就算“跳楼”也无法挽回损失。

　　8月14日，特区政府动用1200亿元外汇储备基金，与外国炒家在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和期指市场同步炒作。这一动作在当时引起广泛争议，学者、市场人士纷纷指责特区政府破坏了香港一贯自由市场运作体系，开了“坏先例”，曾荫权更是成为众矢之的。

　　曾荫权回忆：“政府在股票和期指市场有所行动，是迫不得已的决定。但我和我的同事，却因这政策决定而被判了破坏自由经济的罪名。面对种种指责，我当然感到不好受。看到一叠叠的剪报，既有精辟持平的分析，但也有极尽挖苦之能事的讽刺文章和漫画，虽然有些人可能以为我不会看批评我的文章，但我的同事都深知我的脾性，越骂得厉害的越要第一时间让我细读。”

　　8月28日，在一场惊心动魄的世纪金融大战中，特区政府成功击退外国炒家，当日港股创出了790亿元的惊人成交纪录。特区政府将入市炒作赚到的钱，以出售官股盈富基金方式，还富于民。

　　曾荫权凭借此战声名大振，由“败家子”形象摇身一变成为港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曾荫权还说过：“在那段危急日子里，中央没有下达文件与电话指示，中央领导那么放心让港人来应对危机，实在显示了国家领导人对特区政府班子的信心和实行‘港人治港’的坚决。对此，我不能不写一个‘服’字。”

　　荣任政务司司长

　　此后，曾荫权的名字开始被内地媒体熟知，由于经常被念错，惹得香港城市大学语文学部的曾子凡老师1999年专门在内地语文杂志撰文，题为《“曾荫权”的“荫”应念yin，不读yin》。

　　2001年3月初，曾荫权做出了财政司司长任内最后一份预算案——《秉要执本 常勤精进》，首先提出香港未来的发展必须紧握国家加入世贸的机遇，并提出多项配合中国“入世”、加速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经济融合的措施及“输入内地专业人才计划”。3月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会见港区人大代表时，称赞这份刚出炉的财政预算案“有水平”。

　　2001年5月1日，曾荫权接替因私人理由去职的陈方安生任政务司司长，负责政制改革并制定社会政策。

　　2002年5月30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经过两天的辩论，通过了政府提出的高官问责制的议案。特区主要官员由公务员制改为政治委任制，与行政长官共进退，并为施政成效负政治责任，同时把权力下放给司长及问责局长，使他们有充分的权力制订、统筹、执行政策。7月1日，曾荫权离开公务员体制，晋身新问责制政府的主要官员行列，继续担任政务司司长一职，真正成为行政长官的“左膀右臂”。

　　此后，在他负责的香港政制改革中，曾荫权展示了不俗的协调和沟通能力。

　　“我了解社会内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但我要强调，我们若要向前迈进，各方各派不同意见的人士及组织，必须坐下来，进行对话，互相尊重，更好了解彼此的忧虑和关注；而不是将时间虚耗在硬碰，敌对，或任何超离人大常委会已做出的决定的争论之上。通过理性的讨论寻求共识，是政制发展取得成功的惟一途径。”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曾荫权表示。

　　不过，曾荫权近年推出的多项政策也惹来不少争议，如在西九龙文娱区发展计划是否应采用单一招标的问题上，至今未有方案。

　　非典期间的“清洁大队长”

　　除了参与特区的重大政策制定，曾荫权注重小节。正如他在寒冷的清晨为记者送去一杯热饮，曾荫权在香港民众中的声誉，就是这样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

　　2003年，在香港遭受非典疫情后，他以政务司司长的身份，领导香港清洁卫生工作，一度被当时香港媒体挖苦成香港“清洁大队长”或者“扫街大队长”。

　　虽然面对冷嘲热讽，曾荫权卷起衣袖，乐滋滋地担任起这项看似琐碎，但在当时是对重树香港形象、对民生至关重要的工作。那段时间，他天天上街道下社区，一副任劳任怨的样子，丝毫没有觉得这份工作和他的身份不相称。

　　或许正是这种任劳任怨的形象，曾荫权在香港的民意支持率在政府一些司局级高官中是最高的一位。香港大学的民意网站3月1日到3日进行的调查显示，曾荫权的民意支持率为63.7%，比上个月上升了将近三个百分点。

　　在不少香港老百姓的眼中，个子不高，口不饶人的曾荫权是一位既能干又了解民意民情的政务官。一些香港媒体评价他深谙外交手腕，与民众互动良好，与香港一些不同政见的议员，也能保持融洽关系。他在处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能力，更是有目共睹。

　　代理特首的挑战

　　曾荫权现在身兼两职：代理特首和政务司司长。

　　香港特区政府中，政务司司长官阶仅次于行政长官。以前，曾荫权的工作是就政策事务向行政长官提供意见，并在有需要时，比如董建华因公离开香港，代行政长官处理职务，成为“署理特首”。

　　由于曾荫权尚未任命其他官员署理政务司司长职务，他既要继续履行政务司司长职务，主持每周四的政策委员会、统领官员，每周与立法会正、副主席见面，协调行政立法关系；每周二又要以代理行政长官身份主持行政会议，每周一与各非官方成员联系；他还要继续处理负责牵头的一些项目，比如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工作。曾荫权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会比以往更加繁忙。

　　在董建华辞去特首之后，香港各界人士对曾荫权各有期望，最大的一点是，曾荫权能稳定公务员队伍，保持香港政策的延续性。“他(曾荫权)乃是公务员背景，熟悉公务员体系运作，因此对于稳定局面和维持政府有效管制，可以发挥一定作用。”香港《成报》评论。

　　在保持稳定上，曾荫权已经给了各方面信心，在12日的记者会上，曾荫权宣布，全部行政会议成员都已经答应留任，在港的行政会议人员都齐刷刷站在他背后，表示对他的支持。

　　“我希望全港的市民，全力支持署理行政长官曾荫权和特区政府。我同曾荫权同事了很多年，我相信他有卓越的能力，带领香港继续前进。”卸任特首董建华力挺曾荫权。

　　当晚，曾荫权表示，目前自己的主要工作有三项：安排7月10日进行的特首选举；确保政府保持稳定；巩固政务司司长的工作项目。

　　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则期望，曾荫权出任代理行政长官后可以改善行政和立法关系。她说：“由于他和立法会议员比较熟，希望能多些沟通，沟通多了，建立互信的基础，希望行政立法关系有所改善。”

　　根据香港目前的《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指定公职人员不可以成为特首候选人，曾荫权若要参加补选，必须在候选人提名截止期限前请辞(估计是五月底或六月初)，以非指定公职人士身份参选。这一规定也适用于其他司局长，如果曾荫权辞职参选，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将署理大约2个月的特首职务。假如唐英年也参加特首补选，就由律政司长梁爱诗任署理特首。

　　不过，曾荫权目前还不愿意就他是否会参与7月10日的特首补选做出回应。但舆论普遍认为，曾荫权参与特首补选并最终当选的可能性非常高。全国政协常委、澳门赌王何鸿说:“我估计没有其他人会参选，我看(特首之位)应该曾司长独得。”有细心的香港媒体特别注意到，去年12月20号，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澳门出席回归庆典顺道接见香港特区的领导成员，与曾荫权握手长达6秒钟，是与众多港官握手时间最长的。有人将这个细节作为中央信任曾荫权的例证。

　　由于新的特首只做董建华原来任期的剩余部分，即只有两年，新的行政长官物色人选加入司局长层级相当不易，高级公务员不愿这样做，因为他们要正式辞去公务员身分，也就意味着提前退休。

　　到了2007年，香港会按原来的时间表产生第三届行政长官，不过有关产生办法还会等目前政制检讨完成后确定。“我们希望第三届行政长官是可以如期在2007年以一个更具代表性及参与性的办法产生。”曾荫权12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希望在2007年产生第三届行政长官前，完成一切必要的立法工作。

　　香港留下董式烙印

　　-本报记者 蒋志高　从1997年到2005年，8年间，董建华的上任和离职都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在3月10日的辞职声明中，董建华说过去7年多以来，自己鞠躬尽瘁，从未有一天的懈怠，香港成功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感谢中央政府给予的信任。董建华又表示特区政府过去两年改善施政，成绩有目共睹，再加上目前香港经济处于最好时刻，目前退政是负责任的，但也是遗憾。

　　声明中，68岁的董建华还感谢了香港市民对他的支持，尽管此前市民中批评他的声音从未停过。

　　“香港市民以空前的勇气和智慧，迎接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市民在艰难中表现出来的斗志、忍耐和对我的谅解，我心存感激，永志不忘。”董建华动情地说。

　　“大家都倾向于认为他是一个尽心尽力的领导人，对于落实一国两制的决心和热诚，更是无可置疑。”香港《成报》评论。

　　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则是两眼泛泪：“走在历史前面，从来是最辛苦的，冲击最大。但如果大家看看香港最坏的时间和香港今天，我深信历史是会给董先生一个公平的评价，市民亦会对董先生做出公平的评价。”

　　经历风雨 终现彩虹

　　1997年7月1日零时3分，江泽民在香港会展中心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随后，有“船王之子”之称的董建华在全世界的注目下宣誓就任特区首任行政长官。

　　“香港经历了156年的漫漫长路，终于重新跨进了祖国温暖的家园。我们在这里用自己的语言向全世界宣布：香港进入新纪元。”董建华在就职时说。

　　不过，这位“新船长”刚启程即遭遇狂风暴雨。

　　是年10月8日，董建华发表第一份题为《共创香港新纪元》的施政报告。在安居方面，报告提到：“每年新建的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八万五千个。”这一宏大设想后来被港人称为“八万五建屋计划”，这是导致香港泡沫经济的直接诱因之一。

　　12月，香港发生17例禽流感，港府展开紧急行动，销毁全港超过100万只鸡。

　　真正的惊涛骇浪发生在1998年。1997年底，亚洲金融危机开始波及香港。在香港特区成立一周年庆典上，董建华表示：“既然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那么，就让我们拿出前所未有的勇气，战胜困难，满怀豪情去推开新世纪的大门，迎击胜利的灿烂曙光。”

　　董建华没有料到，真正前所未有的困难来自稍后的8月份。在8月14日至28日，两周时间，董建华率领特区政府被迫和国际炒家在金融市场展开对决，并最终成功击败金融大鳄。

　　不过，这场世纪之战似乎只能用“惨胜”来形容。经此一役，香港元气大伤，股市低迷，楼价暴跌。

　　1999年，香港经济逐步走出金融危机阴影，迈向整体复苏。2000年，香港经济强力反弹，经济增幅高达10.5%。

　　2001年，东亚经济普遍衰退，香港经济亦出现零增长。特区政府迅速调整思路，提出香港未来的发展必须背靠内地，紧握国家加入WTO的机遇。是年5月，曾在1995年发表《香港之死》的《财富》杂志选择在香港召开了全球论坛。

　　此后，加强与内地的经济合作逐步成为香港人的共识。

　　2003年1月8日，董建华发表《善用香港优势 共同振兴经济》的施政报告。报告全文共分七部分，其中第四部分“加强与内地经济合作”占去十个小节的内容，约全文的四分之一篇幅，比以往任何一份施政报告比例都重。

　　2003 年6月29日中央政府与香港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根据协议，273个税目下的4000多种香港原产货品2004年1月1日起获得中国内地零关税待遇。

　　2004年也成为香港过去7年来发展得最好的一年。

　　高官问责 改善施政

　　1999年3月8日，香港政府发表了《迈进21世纪：公务员体制改革咨询文件》，决定引入竞争与淘汰机制，在公务员系统建立一套以成效为本、以服务精神为根的管理制度，改善施政。

　　2001年，董建华在其第五个施政报告中，正式提出要改变香港现有的政府架构，全面实行高官问责制，以增强官员的责任，更高程度上满足公众诉求，建设责任和有效的政府。

　　2002年，香港公务员体制改革进入关键时期，港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改公务员长俸制为合约制、推行自愿退休计划、修改纪律处分机制及调整薪酬等。由于改革明显地过于针对中下层公务员，这一措施在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公务员中引起极大的震动。

　　2002年5月30日，立法会最终通过了支持政府提出的高官问责制的议案。在高官问责制度下，根据“政治与行政分开”的理论，委任官员承担政治责任，公务员恪守“政治中立”原则，只承担行政和管理责任。

　　香港《信报》评论认为，高官问责制是“董特首任内第一个关于政治制度改革，具有创新意味的举动”。2003年7月16日，董建华接受了财务司司长梁锦松和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的辞呈；2004年，SARS风波过后，卫生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医院管理局主席梁智鸿先后请辞。

　　抱憾请辞 政协履新

　　1997年，基于一国两制原则，董建华因当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而辞去全国政协委员一职。

　　2005年3月12日，在去特区行政长官职务两天后，董建华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高票当选政协副主席。

　　政协会议的闭幕式上，董建华身穿灰色西装，蓝色领带。选举结果一出来，董建华满面笑容起身，转身向前后左右四个方向鞠躬致谢，而政协委员则报以20秒钟的热烈掌声。稍后，董建华与另外两位新当选的副主席从第三排走到第一排就座，正式跻身国家领导人行列，政协委员们再次报以热烈掌声。

　　由于市场对这一消息早已消化，加上特区政府在他的带领下已经运作成熟，董建华辞去特首职务并未给香港带来震荡。惠誉评级分析师科尔顿说，董建华离职带来的任何变化，更多的都将是领导作风和表达方式上的变化，而不会是政策上的实质性变化。

　　特首的潜在竞争者

　　唐英年

　　现年50岁，祖籍江苏无锡，出身工业世家。唐英年曾就读于美国密西根大学，担任过香港工业总会主席、香港贸易发展局理事会成员、香港总商会理事会委员。2002年7月任香港工商及科技局局长，2003年8月出任财政司司长。

　　有分析认为，目前香港经济渐入佳境，只要唐英年紧守岗位，积极推动经济发展，累积行政管理经验，争取公务员支持，未来在争取特首时实力可以与曾荫权一较高下。

　　李国章

　　现年57岁，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在其任内，中文大学在各范畴都有极大进展。曾任教育统筹委员会委员及科技委员会委员，2002年7月任香港教育统筹局局长。

　　李国章出身望族，在香港社会地位很高，过去两年担任问责局长期间，处处显示出敢言作风和高超的政治技巧。

　　梁振英

　　现年51岁，祖籍山东威海。1997年任香港特区政府行政会议成员，1999年7月1日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召集人，2002年7月任特区政府行政会议非官方成员。

　　梁振英与中央政府合作密切，被视为“明日之星”，虽然他公开表示没兴趣竞争特首职位，但香港舆论政圈相信，他是以退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