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京山县公安局110巡警大队副大队长潘余均，在接受佘祥林案纠错专案组调查期间自杀身亡。

　　消息传出，立即成为当日国内几大网站点击率最高的新闻，据说自杀前潘曾两次致电自己的妻子，表示“压力太大”。也许这个“压力”来自良心的谴责，也许来自强大的法律，但这个“压力”里面确实存在着很多待解之谜：一个长期在公安战线办案的人员，肯定经过不少大风大浪，为什么没有起码的承受压力能力？是什么样的压力或错误让他“受不了了”？为什么一个隔离调查中的对象能逃离监控偷跑出来？

　　这些谜团，就如同11年前佘祥林杀妻冤案时的谜团，扑朔迷离。当年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之所以草率地给佘祥林定罪，一个重要原因是案情重大，压力太大。如今，这起杀妻冤案的调查，似乎面临着同样的“案情重大、高度关注、压力太大”的背景。

　　还有，当年的冤案，折射的是人权得不到尊重，具体体现在程序正义的缺失。今天，潘余均的自杀，仿佛依然有人权和程序方面问题的影子。知情人士介绍，包括潘余均在内，被接去谈话的人员通常是被车接到武汉的一处招待所内，手机及钱物被收掉，省纪委人员六个人一组，三个人与被询问者进行谈话，三个人对被询问者进行看护。有人质疑：现在老百姓在接受询问时都会收到相关的法律文书，为什么对公务员、司法人员进行这样限制人身自由的“谈话”时，却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出具？在为佘祥林案追究责任的过程中，难道就不需要程序正义来保证正义？我们所说的尊重和保障人权，涵盖了所有的公民，佘祥林冤案制造者的人权，是不是也同样应该得到尊重和保障？

　　追究佘祥林冤案责任，不仅仅是追究那些具体办案人员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导致冤错的制度设计是否得到矫正，司法程序的正义是否得到严格执行。

　　本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