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高考已落幕,但一场关于高考改期的讨论却渐渐如火如荼。由于今年高考处于工作日期间,不少考生家长担心一旦交通堵塞,将无法保证孩子准时赶到考场,而家长在工作日陪考也有诸多不便,因此提出将高考改在双休日。
现实是理性的酵母。家长们的忧思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其源有自。交通堵塞时的焦虑和无奈,实际上是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的集体经验。在高考这样重大的“命运日”里,对孩子们的关切不仅较之以往更细致,对与高考有关的一切不尽如人意处的改造愿望也更加迫切。将高考改期建议的合理性之所以足够充足,是因为它包含了朴素的生活逻辑。
然而,如果把“高考改到双休日”放到公共政策框架下考量,就会发现并不具备实现的“路径”。
公共政策的特性是,要体现社会大多数成员利益的优先权。高考在双休日举行,尽管降低了交通不畅导致考试误时的危险,家长陪考也用不着再找理由请假或“逃班”,但这些“利益”的获得,却有妨碍其他人利益的潜在风险。一个显而易见的可能是,双休日是没有孩子参加高考的家庭外出娱乐休闲购物的时间,而考场附近的种种限制极有可能对这部分人的权益构成挑战。
一项公共政策如果以一部分人的权益为可能的代价来保证另一部分人的权益,那必定不是一项成功的、合理的政策。
高考改期设想仍是对城市行路难问题的规避和妥协,是对家长陪考现象的许可和赞同。见微知著,这背后是公共交通与民生、孩子能否独自高考与教育这样一些重大的命题“试卷”。面对这些“试卷”,如果我们的认识没有一定高度的共同认知,就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
(徐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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