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发生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了整整66年，当年出生的人今天也应该是66的老人了。66年前的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侵华的第一枪。29军奋起反击，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就此爆发。

　　我今天采访的87岁的付锡庆老人就是卢沟桥事变的参战者，是光荣的29军的老战士。

　　付先生当年21岁，是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进入29军军训团的。付先生清楚地记得考试题是一篇作文，题目叫《兵贵精不贵多论》。付先生上过五年学，写得一手好字，作文自不在话下。血气方刚的付先生于1937年2月1日入伍，被分在38师教导队学兵第4中队，当了一名学兵。38师师长是张自忠将军。付先生说当时中国的青年争相入伍，就是抱着要保家为国的目的：

　　“1931年的9·18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整个东北，哪个中国人不知道呢？”

　　付锡庆先生一米八的个子，一头倒背的银发一丝不乱，漂亮的胡子梳理的整整齐齐，是个美男，初次见面就给人以风度翩翩的印象。66年来，付先生始终是一条腿。卢沟桥事变的南苑一战，付先生的部队遭遇侵华日军的伏击。作为轻机枪手的付先生身中5弹，从此的人生一直在艰难困苦之中。但身残志坚的付先生始终让采访者感染到了：29军军人那英雄豪杰的气概。

　　他说：“7月28日日寇侵犯南苑，战斗到最激烈时侵华日军已经在飞机的掩护下打进东门，敌我双方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我们都亮出大刀和鬼子拼杀。这时，有一个鬼子由我身后用刺刀向我刺来，当时我正用左手提着机枪，右手握着大刀。忽听见后面有风声，我猛回头和鬼子打了个照面，只见白光一闪，他的枪刺已经扎进我的左肋一侧，说时迟那时快，我抡圆大刀将鬼子斜肩代背砍死在地上，溅了我一身血。”

　　付先生说，29军的大片刀一人一把，连伙夫都有。大片刀三尺长，七斤重，风快！

　　我前面所说的“英雄豪杰”不单单在于29军官兵在国难之时的行为，而在于漫长的66年风雨付先生坎坷的人生。不是英雄走不到今天，不是好汉也笑不到今天。现在，我面前87岁的老人思维清澈、记忆过人，谈吐沉稳，是个出色的长者。

　　接受我采访时，付先生心跳40/分，我问他：看自己还可以活几年？付老爷子笑到：再活三年没问题！——不是面对豁达开朗的人，我怎么敢提这种问题、开这种玩笑呢。

　　二

　　位于北京西南的卢沟桥和宛平城的当年是战略要地，29军在1936年春派一一零旅第二一九团第三营驻守宛平城和卢沟桥。当时卢沟桥的形势已日趋紧张，日本侵略军已占领丰台，并不分昼夜地在卢沟桥一带进行所谓“演习”，其用心险恶昭然若揭。卢沟桥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侵华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京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就唾手可得。

　　1937年7月7日深夜，侵华日军向我宛平县守军开火，遭到我29军的坚决还击。卢沟桥反侵略的枪声吹响了中华民族抗日的战斗号角。处此国难当头之际，凡我炎黄子孙，莫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经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当日军在卢沟桥遭到29军坚决回击后，感到其有限的兵力不足以取平津，于是以和谈为烟幕，施缓兵之计，从东北、朝鲜和日本国内增调大批日军进关，准备大举进攻。在此危急关头，29军军长宋哲元对战、和仍然举棋不定，当日军大举进犯时，他始决心抗战，并于7月27日发出自卫守土的通电。

　　7月底，平津战事日趋紧张。26日，日军攻占廊坊，我军亦进攻丰台日军兵营。同日，日军袭击我广安门驻军。27日，日军以一个半师的兵力，并有三团炮兵，百余辆战车，十机架飞机协同作战，进犯南苑。在29军驻南苑部队在佟麟阁副军长和赵登禹师长的指挥下奋起抵抗。佟麟阁、赵登禹相继壮烈殉国。29日，北平陷落。

　　29军官兵在卢沟桥事变中激于爱国主义的义愤，担负起保卫国土的神圣职责。虽然武器装备低劣，但他们英勇地与武器精良的侵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以他们的鲜血和对国家、民族的忠诚，谱写了壮烈的诗篇。由于当时的统帅部对抗战准备不足，指挥失当，仓促应战，以致败退千里。继平津之后，保定、沧州、石家庄、张家口、太原等名城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于敌手。

　　正是南苑一战让付锡庆身负重伤。昏迷苏醒的付锡庆坚持让守侯在身边的机枪副射手河南兵李序亭带着机关枪去找部队，而自己挣扎着爬了一昼夜：“天上下着蒙蒙细雨，我终于爬到京苑公路的沟里。这时，我看到公路上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后面有一辆敞蓬车，车上下布满死人和两匹死马，一片血肉狼籍的惨状目不忍睹。以后在医院里我才听说佟麟阁将军中流弹牺牲，而赵登禹将军就牺牲在我看见的黑色轿车里。

　　三

　　我问付先生在卢沟桥事变中29军的士气，付先生肯定的回答：“非常高昂！”

　　他说卢沟桥事变前军队的训练非常严格，因为他是机枪手，所以，每天上午都要学习操作机枪。在吃饭前全体军人要高唱《吃饭歌》：

　　“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帝国主义吾辈之敌，救国救民吾辈天职。”

　　下午讲堂学习学科有操典、战斗法则、内务规则、应用文、地理、自然等。晚饭后有自习，9点熄灯号。可是，29军官兵即使在睡觉前还要高唱《睡觉歌》：

　　“今日工作又完了，平安快乐去睡觉。国耻莫忘了，灭日复仇显英豪！”

　　付先生说29军还唱岳飞的《满江红》歌、《站岗歌》和《八德歌》等。

　　付先生给我学了宋哲元军长的讲话，一派的山东口音，惟妙惟肖。“那是1937年夏季在南苑的大阅兵，我见到宋哲元军长和其他将领。宋哲元军长在演武厅向全军官兵训话，我还记得头一句话说：你把东南角的那面旗子举起来我看看，我说话你们听见吗？继而勉励全体官兵学好本领抗日救国，收复失地，以雪国耻。”

　　付先生说：战争打响后，29军全军投入紧张的备战，我教导队停止了一切课程。

　　7月27日，由黄村方向传来密集枪炮声，据通报，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调河间、任丘两个团增援南苑守卫，赵登禹一行抵黄村、团河附近与日军不期而遇。说是不期，实际上已由冀察政委会的汉奸潘毓桂向日军报告我方军事部署。七七事变前侵华日军已经掌握我大量情报，收买大批汉奸，这一点，是我们中华民族应该汲取的经验教训。

　　28日侵华日军30架飞机开始朝我军阵地狂轰滥炸，紧接着激烈的战斗开始了。爆炸声、枪炮声响彻云霄、震耳欲聋。

　　南苑一战我大过了枪瘾，平素不准放一枪，这次我把枪身都打红了，换了备份枪身再打。我当时没有负伤，可是战友们死伤过半，我班战友王洪鹏就在这次战斗中右臂被打成重伤。在撤退中我大部队沿着京苑公路往北京方向急行军，这时，敌机跟踪我军来回轰炸，同时也遭到早已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日寇突击队的伏击，我军在极不利的情况下伤亡惨重。我见到公路两旁的沟里我死伤的官兵比比皆是，东一堆、西一堆的尸体中完整的很少。血肉模糊的尸首染红了整个公路，沟里流的水都被血水染成红色。万恶日寇残忍之极，如见到还有气的伤员就用刺刀捅死。我军的枪支弹药、军用物资散落在公路上，加上遍野的横尸，真是惨不忍睹。侵华战争本身所带来的残酷没有丝毫吓倒我们，相反，更激发我军对日寇的深仇大恨。

　　作为掩护的机枪手，我是最后撤出。在变换阵地时，日军的歪把子一梭子子弹扫过来，我的双腿连中五弹，我当时就疼的昏死过去。我强迫机枪副射手带机枪撤离后，我挣扎着爬了一天一宿。29日下午5点左右由美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用担架将我抬到大红门集中。

　　大约8点，有人用汽车把我们送到卫戍医院。

　　我驻进医院的第二天医生检查，我的双腿已经开始腐烂。

　　住院开始每天有各个市民团体来医院慰问伤员。没几天北平陷落，危机四伏。

　　几乎隔几天就有全副武装的侵华日军来医院“视察”，幸有长短武器在身的美国官兵跟随，使日寇没有得逞。没多久，卫戍医院被日军强占，我们这批伤员又被转移到帅府园由协和医院接管。当时的协和医院不但有美国医生还有美国军人，所以，我们的生命暂且有了短期的保障。

　　到8月中旬，协和医院将我的小腿截掉，当时不能缝合，惟恐继续腐烂。可是，我当时健康状况每日愈下，病情恶化、气息奄奄。我当时想我还能活着回家吗？我自己从小孤苦伶仃根本就没有家，如今日寇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国土，国将不国，我还有什么家呢？

　　四

　　付先生接着说：我第三次转院转到北京东城干面胡同的红十字医院，那时，伤员已经为数不多了，只剩下50——60重伤员。轻伤员都在1937年底到西山投奔八路军重返抗日前线了。我在医院经过精心治疗病情大有好转。在红十字医院我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有美籍医学教授柯德斯先生、基督教长老会的郑灵景先生，还有一位犹太妇女。这些医护人员经常来看护伤员，给我们带来报纸、象棋、跳棋等东西。尤其是柯德斯和郑灵景二人给我募捐了100元钱，做了一条假肢，为我以后回家作了安排。柯德斯医生还鼓励我，说你还能做事，将来还能为自己的国家尽一份力量。我真是从心里感激这些人们。1938年9月，协和医院社会部的于主任发给我路费，到中秋节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乘坐人力车到北京东站坐赴天津的火车回家了。到天津后，我由于残疾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1945夏天，有小贩把把十多盘法国金钱牌钢丝卖给我，此时，解放区急缺这种造枪的货物，经人联系我把这批货物卖给了解放区。日本鬼子不知道怎么知道了，他们来抓我，幸亏乡亲们帮忙，使我又一次死里逃生。谁都知道，日本鬼子拿中国人不当人，抓去的人不让狼狗撕扯死，就是捆起来扔到海里。侵华日军当时杀个中国人比捻死个臭虫还容易。

　　日本投降以后的1947年我结了婚，经人介绍我在新丰旅社当会计，解放天津的炮声一响，我和妻子儿女回葛沽老家。战争平息，我再到新丰旅社一看，所有的东西荡然无存，可惜我两年积蓄的小家庭又毁于一旦。

　　我了解到，在1949年以前，除去反侵略、反奴役的战争，付锡庆没参加任何国内战争，没参加任何团体，没有任何命案在身。

　　解放以后，付锡庆基本在天津葛沽镇工作，当过葛沽镇人民政府的秘书，从1958年到1989年在葛沽镇清洁队担任队长。1989年退休，按当地政策一次结清，给了1960元人民币。从此，再无任何经济来源。付先生说，1956年以前他一直每月挣18元人民币，当时，他要养活七个孩子。历次政治运动他首当其冲都是受批判的对象。其中的甘苦，我这个作家笔墨难以形容。如今，付先生有孙子、孙女11人，有重孙子5人。全家一共32人。付先生现在和二儿子住在一起，二儿子51岁，下岗。儿媳无工作，重病在身。付先生的房子是1976年大地震时自己盖的，有80平方米。我发现付先生的床非常高大结实，是钢铁结构的。付先生说：下雨时屋里就要进水，有一尺深。不用淘水。因为，雨过天情、艳阳高照，这些水会慢慢的流入天津海河、汇入中国的渤海。

　　我对付先生说，我在日本国用六年时间采访二十几位原侵华日军老兵。他们现在每月领取日本天皇的“恩给”十几万日圆，给到死亡为止。在侵华战争中战死军人的遗孀也领取“恩给”。“恩给”相当于日本人工资的1/3或者1/4，台湾的抗战老兵有“终生俸”，每月15000台币。“您对此有何看法？您对自己参加卢沟桥事变身负重伤遗憾吗？”

　　付先生说：“沧海桑田，世事巨变，66年前的卢沟桥事变我参加了，66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民生活幸福，安居乐业。我国没有被外国侵略者占领一寸土地，“华人与狗”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66年前，21岁的我参加29军，为保卫我们祖国的土地和尊严我负了伤，我不但不后悔，我还感到光荣。如果历史的一页翻回去，我还要参加29军！”

　　同去采访的还有天津津南区民政优抚科王俊山和天津葛沽镇民政办的宗长生主任。王科长对我说：1999年以后每月都给付锡庆老人一定的补助，现在大约每月500元。葛沽镇的下岗工人有几万人，很多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上下。但是，这两年，财政上再困难，对付锡庆老人的医药费也是实报实销。谁让付老爷子是咱天津市唯一健在的，参加过卢沟桥事变的29军老战士呢！

　　王科长握着付锡庆老人的手，用满口的天津话说：“老爷子！我们基层一级政府对前抗日国民党老兵始终没有相应的优抚文件。但是，您听好了！您听好了：只要是中国共产党在！我们中华民族在！我们各级组织在！我们就永远承认您66年前在卢沟桥事变中为祖国做出的贡献！我们忘不了29军！”

　　87岁的付锡庆一下子老泪纵横。

　　我正在拍电视片，也不觉流下了感动的眼泪。付老爷子的女儿递给我一条很脏的毛巾，我使劲擦了擦涌出眼眶的泪水。我想，在中国境内，我是采访抗日老兵最多的人。不管在云南，在东北，抗战家属不管递过来的毛巾、水杯、饭碗、板凳是什么样子的，我马上会用。在日本国境内，我是采访原侵华日军老兵最多的中国人。他们递过来的毛巾、酒杯、饭碗我也都用。物品，是心情、国力、文化、生活水准的象征，也是采访者和被采访者沟通的媒介。

　　我之所以流泪，扪心自问，让我感动的是天津地方官的讲话。面对我们中华民族渊源流长的历史，天津津南区政府是最有资格说“没有愧对历史”的一级政府。

　　66年过去了，我曾经采访的原侵华日军老兵不少人和我开玩笑：“从1931年到1937年，再到今天，70多年过去了，战争中，我们日本军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战死、战伤154万人。1945年在中国战场向中国政府军投降、被缴枪械的有128万3千人。可是，我们前日本军老兵协会听说你们中国人到现在还没整明白谁抗日？”老鬼子们接着说：“其实，在我们眼里，中国人都抗日！我们甚至对皇协军都百般警惕！”我一直琢磨着侵华日军老兵们的话。

　　——侵华日军老兵们说的话难道不是真理又是什么呢？

　　大雨倾盆，哗哗作响，像擂动的军鼓。这是今年第一场大雨。付先生家也快进水了。

　　我支好摄像机对87岁的老兵说，我要回北京了，您再给我唱上一首29军的军歌吧。

　　付老爷子扶正假腿、挺直腰板说：好！我给你唱一首29军改编的岳飞《满江红》吧。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首《满江红》便是29军的军歌。

　　最后说一句，不知您看了这样一首军歌，作何感想？

(方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