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信曾在多个不同场所向李玉春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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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一年前，2004年7月22日，本报刊发了长篇报道《副市长跪向深渊》。当日，本报编辑部即收到“下跪副市长”李信之子——李昆的电子邮件。(信件内容附后)

　　一年间，本报一直在努力和李昆取得联系，但均未能得到对方答复。2005年7月4日，李信一审被认定受贿450万元，被判无期徒刑。

　　7月5日深夜，李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在北京大运村的一间茶餐厅里，记者见到了这个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26岁大男孩。3个多小时里，他向记者讲述了形象迥异的父亲，以及他所理解的李信与李玉春的纠葛。

　　每个硬币都有正反两面。先前陷于采访源的原因，我们向读者展现了一面，现在更应展现另一面。哪怕这两面看起来截然相反，甚至自相矛盾，可正是这两面，把我们引向探究事实真相之路，从而让人们窥见贪婪和腐败如何侵蚀亲情和家庭，其情可悯可深思。

　　□本报记者 戴敦峰

　　儿子眼中的父亲

　　像大部分男孩一样，在李昆眼里，父亲一直都是自己的榜样，甚至是偶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4年的7月，我从没料到，父亲在自己心中25年的美好形象会瞬间崩塌。

　　李昆的父亲和母亲是大学同学，毕业之后结婚，在李昆看来，父母的感情一直非常好。我小的时候，父母一方面提供尽可能优越的生活条件，一方面也要求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

　　父亲平时对我管得不多，但他的每一句话都非常有威慑力，我是绝对服从的。无论是我本人还是母亲，对父亲说的每一句话都坚信不疑。

　　我小时候学习成绩平平，父亲也没有过多苛责。初中时，父亲每到休息日就会带我去见一些商业上的朋友。父亲会介绍这些朋友的经历，很多人都出身贫寒，但通过努力取得了今天的成就。这种教育让我感觉到，人生充满了机会，只要你去努力。

　　后来想想，那时候父亲带我会见的这些朋友肯定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这让我感受到，父亲对我的期望还是非常高的。

　　李昆大学毕业之后，在济宁市电信局工作了半年，但心有不甘，总觉得应该出去见见更大的世面。父亲希望他出国，但李昆坚决不肯，为此还和父亲大闹一场，这在李昆和父亲的关系中是非常少见的。他可能是有点和同事攀比的心理吧，觉得孩子应该出国去。但我不愿意，一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英语还不行，二是我不想为这个事儿被别人说。我在马路上遇到一个多年不见的初中同学，他一见面就问我：喂，不是听说你去澳大利亚了吗？

　　李昆不愿为这事落下“借父亲权势”的话柄，最后选择了报考中科院的研究生。

　　在李昆的印象中，父亲的性格可以概括为：非常有原则，但不拘小节。

　　从李昆小时起，李信几乎一直是在领导岗位上：济宁市机械设计院院长、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副市长。上门来托父亲办事的一直不少，送钱、送礼自然也在情理当中。有时父母不在家，上门的人和李昆聊一会儿，就把钱或者东西留下了，或者趁李昆不注意找个地方就把钱塞进去。所以李昆在家的时候还要担负着一项工作：把送礼人的姓名记下来，由父母去退回礼物。

　　但很多时候这种人情往来是退不掉的。李昆有个同学，想要调动工作。同学的父亲是李信刚参加工作时的同事，来托李信办事的时候丢下了1万元钱。李信帮他办成调动之后想把钱退回去，同学的父亲不肯要。李昆的母亲也非常谨慎，不愿要这笔钱，就买了一件8000多元的皮衣回送给了同学的父亲。

　　法院后来在审理李信案时，把这1万元也算进了李信受贿的数额中，这让李昆的母亲知道之后非常委屈。

　　李昆一直以来觉得父亲非常不拘小节。李信嗜烟，烟不离手；好酒，不管是别人请还是自己请，每喝必醉。李信还喜欢开玩笑，和关系亲密的朋友开开也罢了，当了副市长之后，李信还是不分场合、不分对象地乱开玩笑。虽然他没恶意，但听的人未必这么想。李信在担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之初的一次讲话中说，我来开发区是来做事的，不是来捞钱的，我根本就不缺钱花。

　　这样的话在李昆看来未免嚣张，也容易让人产生丰富联想。在李昆看来，父亲办事能力的确很强，但拿做企业的那一套放在做官上，仕途到了副市长也基本上到顶了。

　　偶像坍塌

　　李玉春第一次把自己的印记留在李昆的生活中，是在2003年的春节。那时候李昆还不知道李玉春，他只听说这个女人叫“李岩”，直到后来看到网上的种种文章，才知道“李岩”的真名叫李玉春。

　　李昆外婆家在济南，所以春节一家三口去济南过年是多少年来的惯例。但2003年春节父亲说有事，留在了济宁，李昆和母亲两人去了济南。

　　过完春节，李昆先赶回济宁参加同学聚会，紧接着母亲也从济南回来。在父母卧室的墙壁上，李昆的母亲最先发现有人用利器刻上了两个字：骗子。印迹深深，拭之不去。

　　李信向母子俩解释说，他的朋友王兵和一个叫李岩的女子做生意，结果亏了本，自己也牵涉其中。李信最初只是说5万元，可后来算来算去就成了亏几百万元。李信说，我们可能会赔得倾家荡产了。

　　李昆一直不知道家里到底有多少钱。大学毕业后父亲希望我出国，银行要求提供30万元的存款凭证，我还在担心自家怎么能拿得出这么多钱。直到父亲被“双规”后，纪检部门从家中搜出390多万财物，我才知道家里竟然会有这么多钱。

　　李昆母子对李信编出来的理由深信不疑。但李昆发现父亲的眉骨上新添了一道伤口，脸色也很不好看。李信解释说是去上海出差在浴场洗澡时不小心摔伤的。

　　卧室墙壁上的这两个字也被深深刻进了李昆的心里，让他很长时间都不舒服：父亲不是作恶之人，怎么会有人这样说父亲呢？

　　“骗子”这两个字如何被刻入家中的墙上，还是后来叔叔李峰给了侄子一个解释：李玉春和李信走在街上时，突然要李信家里的钥匙，说不然就要在马路上和他闹。李信没办法，只好给了她。后来李昆母子回来得快，李信还来不及处理掉李玉春刻下的字迹。

　　后来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加剧李昆母子的不安。先是声讨李信的大字报出现在开发区管委会的门前；接着李昆家门口的墙上被写上“要你们全家狗命”；后来不断有个女人打电话到家里来骚扰；2003年国庆期间，母亲接连收到李玉春寄来的好几封信，信中说李信欺骗了母亲，还有李玉春和李信在上海金茂大厦赏月的照片，以及李信与她在影楼拍的“结婚照”，但所有照片上女人的脸部都被刮掉了，还有李信下跪的照片。这些母亲都和李昆说了，但是没肯让他看。

　　李昆发现父亲开始不断地换手机号。每次出差回来，父亲都说手机被偷了，或者丢了，然后就换一个新的号码。但每次父亲换了号码之后，那个“丢了”的手机号就会打电话到家里来，都是一个女人，要找我母亲。我推测，父亲的手机不是丢了，而是被人给扣下了。

　　2003年寒假结束，李昆刚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手机就接到一个电话，李昆认出号码又是父亲刚刚“丢掉”的，不愿意接。过了一会儿，这个号码又打了过来，李昆接了。李玉春在电话那头对他说，我与你父亲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公司，能否和你在北京谈谈。对方说的很客气，但李昆对她的印象非常不好，断然拒绝，挂掉电话。

　　也就是在2003年春节过后，李昆发现父亲抽烟喝酒更凶了。每天晚上不喝酒就睡不着，李昆把父亲的酒瓶拿走，藏起来，父亲又悄悄找出来，继续喝。

　　2004年5月，李昆听同学说，网上有一篇文章提到他的名字了。李昆上网搜了一下，看到了李玉春检举李信的文章。我根本不相信这些文章，觉得都是无稽之谈，与网上的文章相比，我更相信父亲。当然，也许这是我在逃避。

　　2004年7月22日下午，李昆习惯性地买了一份《南方周末》，随意地翻了起来，不经意竟发现父亲的照片和报道。我的脑子哄的一下，一片空白，我没想到传统平面媒体也把这件事登出来了。我立刻就去上网，给你们《南方周末》的编辑部写去一封电子邮件，也就是后一个礼拜报纸上刊登出来的那封。至于当时为什么要写这封邮件，目的是什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可能完全都是无意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