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年，也是中国现代船舶制造业先驱、中国第一个大型近代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立140周年。600年来，中国人的海洋梦几度浮沉，直到20世纪末中国跨入世界三大造船强国的行列。

　　有一种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在近代以前，主要的外患是北方游牧民族。实际上，当时并不是没有海上外患，只是由于古代中国的海上力量较为强大，才使来自海上的外患都未能酿成大害。

　　唐初，中国沿海就出现过外来的海上威胁。高宗年间，日本以援助百济为名，倾举国精锐，进攻大唐盟国新罗。那时，中国造船工业水平远远高于日本，公元663年，唐将刘仁轨所部在朝鲜半岛白江口（又称熊津江口）与日本水军进行了一场一边倒的海战，击毁倭兵船400余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这次战争使日本统治集团深受刺激，转而派出遣唐使，向唐朝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

　　明末，日本丰臣秀吉先后发动了两次侵朝战争，均是从海上入寇。当时，经过戚继光抗倭斗争的恢复和保持，中国的造船技术和火器技术依旧领先于日本。在关键性的露梁海战中，中朝水师联军歼灭了日军万余部队和数百艘战船，最后歼灭了日军在朝鲜半岛的主力部队。这种在对外侵略中遭受毁灭性打击的记忆，促使日本在此后漫长的江户幕府时期始终保持闭关锁国的态势，也间接保证了清朝中前期的海上安全。

　　可想而知，如果在这两次战争中，造船业的优势不掌握在中国手中，那中国可能遭受的损失，不会比匈奴，突厥带来的损失少一星半点，后世历史的记载，也就完全不同了。

　　造船业给国家安全带来的保障，一直延续至西方殖民者侵略东亚的初期。明末崇祯年间，明朝曾利用水师打击荷兰殖民者，在1633年的金门附近海战中，明政府调集水军战船150余艘，由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指挥，在金门附近海面与荷兰海军展开海战，击沉荷兰大小舰船50余艘，毙伤荷军千人以上。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过程中，虽然郑军战船比荷军战船的质量有所不如，但仍可以用一定的数量优势弥补，尚未落到鸦片战争时面对坚船利炮束手无策的境地。应当说，中国古代造船业曾有的优势，大大延缓了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大规模侵略的时间。

　　回顾历史，我们有这样一个认知：一个富强的中国，必是一个拥抱海洋的中国。

　　《环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