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 出生在浙江永康县象珠镇的一个农户家庭

　　1937年前后 被抽壮丁加入国民党军队

　　1938年 进入黄埔军校三分校军官训练班八期学习

　　1941年-1942年 参与了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在预10师29团任中尉侦察排长并协助团副工作

　　1949年8月 随傅作义起义后参加解放军

　　1953年左右 转业至长沙救济分会(民政局前身)

　　1979年 退休，老伴李丽清过世，目前和女儿在一起生活

　　预10师29团中尉侦察排长王维本

　　两军互拼“人肉炸弹”，阵地成了修罗地狱

　　我用枪榴弹打下日军侦察机，真过瘾

　　“注意隐蔽，敌机又来了！”王维本叫了一声，将身边的团长张越群按到。4架日军的飞机几乎同时从他们头上掠过。

　　一阵机关枪扫射的声音，王维本感觉到头上一凉，帽子被打飞了。接着“轰、轰”几声巨响，王维本明显感觉到大地在震动，接着溅起的泥土打在头上和身上。他用手支起身子，震了震，将身上的泥土抖落，然后抓起旁边的帽子，帽子的顶部已经被飞机的机枪打了一个很大的洞，他拍了拍帽子上的土，戴上、扶正。

　　这是1942年1月2日的长沙南郊，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第二阶段打响的第二天。从元旦凌晨5时左右开始，王维本所在的国民党第10军预10师张越群团所在的第一道防线，也就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正面防线，不但要经受日本精锐第3师团石野联队的地面进攻，同时还经常遭受日本飞机的扫射轰炸。

　　“鬼子的飞机每次都是3至4架一批进行扫射轰炸，从早上开始到晚上基本就没有停过。”王维本回忆起当时的战况时依然神情激动：“1942年1月1日凌晨5时，日军开始集结兵力攻击29团第一营防守的阿弥岭阵地。战况非常激烈，激战中，一营的基层指挥官几乎全部阵亡，第一营的营长曾建叶也阵亡了，张团长派团副去督战。但一营阵地在下午4时还是被突破了，营长曹建业阵亡，整个一营损失惨重，只能向侯家塘、小林子冲边打边撤，在撤退中，团副陈善新被日军的流弹打死了。只一天的战斗，一营几乎就打完了”。

　　“1月2日凌晨6时，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开始向三营枫树山、雨花亭攻击，并以骑兵冲击三营阵地的制高点七里庙高地。鉴于战场形势，团指挥所从黄土岭当时的中央无线电机厂(现长沙政治学院内)向黄土岭以西高地上转移，但从凌晨6时开始，就遭到了敌机的多次扫射轰炸。”

　　“当天上午约10时，不知是想看清点还是藐视我军没有高射武器，一架日军的侦察机以超低空进行盘旋侦察，低到我甚至可以看见日军驾驶员的样子。我背起一个枪榴筒来到扫把塘大道边的一个大石牌坊下，架起，在敌机掠过的时候开了火。敌机晃了晃，冒出一股烟，并掉下了一块木胶片，向南歪歪斜斜飞去，不多时就看到里面跳出一个伞兵，接着就看到敌机栽头坠毁了。”

　　说起这一幕，已近90岁的老人王维本十分兴奋，他用手比画着当时用枪榴弹打飞机的样子说：“就这样打下飞机，真过瘾！”他说，后来那个跳伞的日军侦察机机师被友军俘获送到了长官部。

　　战斗打响，鬼子扬言要在长沙过元旦

　　1941年12月13日，日军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发布了第三次进攻长沙的命令。12月23日，日军在新墙河上游油港以北地区发起进攻，并扬言要在长沙度1942年元旦，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

　　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当时指挥的军队共13个军约17万人。薛岳采用“天炉战法”的后退战战略抵抗日军。整个战役分成三个阶段，以第二阶段长沙保卫战尤为重要，薛岳将守卫长沙的任务交给了第10军。王维本说，第10军自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后，就奉命在株洲以南地区休整，12月下旬才调守长沙。不过第10军的兵源并未补充，全军三个师及军直属部队共约2万人。12月28日薛岳向第10军下达命令：“命令你军固守长沙，务求成功，严令部队作战，不得退缩，擅自后退者杀无赦，重伤兵亦不得后撤。”

　　王维本在他的回忆里写着：经部署，第3师(师长周庆祥)防守长沙东郊，190(师长朱岳)防守长沙北郊，预10师(师长方先觉)防守长沙南郊，另外调派来支援的孔荷庞师防守沿江城厢一带兼作预备队。

　　预10师于31日渡过湘江后，全师在长沙南郊采取纵深配备，以29团为第一线。王维本当时就在防守第一线的29团(团长张越群)任中尉侦察排长同时协助团副工作。他说当时他们团的兵力配置是：以第一和第三营为第一线：第一营防守区域为左至南大十字路、左家塘、阿弥岭，右是枫树山至侯家塘。第三营防守区域为枫树山、雨花亭、金盆岭、冬瓜山一线。第二营为预备队，位于侯家塘、小林子冲一带。团指挥所设在黄土岭中央无线电机厂。

　　“当天我就派出三组6名便衣分向东山镇、洞井铺、黑石铺等地侦察敌情，当天下午约5时，向东山方向侦察的侦察员报告说，东山镇发现日军已驻满镇，村民大部分逃到山上，且发现敌人还陆续在进驻。当天晚上，日军以第3师团为先头部队约3万多人，到达长沙南郊郊外。尚有数量不详的敌步骑兵有迂回、包围长沙之势。通过侦察，主攻我们团防御阵地的是日军第3师团的石野联队。”

　　日军使用毒气弹，29团最后几成空壳

　　王维本说，根据日军的部署：1942年元旦这天将全部占领长沙，但由于中国军队的完全抵抗，第一天日军只是突破了预10师一线部分阵地。但是阿南惟几眼见先锋部队已经进入到长沙城内，抢先汇报日军总部，宣布11军已经攻克长沙。这个消息对于第一和第二次长沙会战两次没有攻下长沙的日军而言，是值得惊喜的。日本国内当天就组织了庆祝，以歌颂日军终于攻克长沙的“神威”。但是由于中国军队奋勇抵抗，日军在长沙陷在巷战与肉搏战之中，日本新闻发布日军已经攻陷长沙的快报，成为一个大笑话。

　　1月2日上午，也就是在王维本打下日军侦察机不久，恼羞成怒的日军炮兵部队开始向29团指挥所所在的黄土岭覆盖轰击。日军的骑兵部队也开始向29团指挥所所在阵地突击。

　　“团副曾友文命令警卫人员掩护团长先撤退，然后带着我们侦察排战士和部分警卫冲上了阵地对进攻的日军进行阻击。阻击战打得十分艰苦，日军骑兵部队轮番向我进攻，由于地势的原因，日军的骑兵部队机动性并不强，我们用手榴弹和机枪打退了日军的进攻。”

　　“一段时间后，团副指挥我们开始逐渐撤退。撤退中，团副曾友文在从隐蔽点出来时被日军的狙击手打中胸部，当场阵亡了。我和战士们在阵地的附近找了一个偏僻的凹陷处，将团副的尸体放入，并用薄土掩盖好。战士们围着这个简单的墓敬礼，一些战士还哭了出来。”

　　“我带着部队边打边撤，撤到了仰天湖东边的大古墓与团长会合。在清点人数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团指挥所仅剩下了团长张越群、几名传令兵、司号长以及我和13名警卫和侦察排的战士。由于团部与师部已经失去了联系，团长命令我死守该处，没有他的命令不准撤退。他带着几名传令兵和司号长向师指挥所走去，就在前往的途中，司号长因为铜号的反光暴露，被敌人的狙击手打中死亡。”

　　“我则与第二营过来的一个连队就地组成了新的阻击防线。下午3时左右，日军一小分队向我阵地发动两次攻击，但被我们用手榴弹和枪榴弹击退。日军开始用步兵炮轮番轰击，接着又向我方阵地发射了烟幕弹，当我们以为敌军要趁烟雾突击我军阵地时，日军又向我们发射了毒气弹。由于措手不及，也没有防毒面具，很多战士吸入毒气都开始发晕，我命令一个战士去收取各人的水壶及毛巾去打水，让战士们用湿毛巾护住鼻嘴，但即使如此，也还是有些战士丧失了战斗能力。”王维本介绍说，日军的毒气弹发射后因为有明显的烟雾，因此借用烟幕弹作为掩护施放，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伤害我守军。

　　最后，王维本所在的防线在毒气弹的打击和日军的攻击下，只剩下了13人。王维本说，从元月1日到此役过后，张越群团几乎只剩下了空壳：29团的减员在70%以上。日军也不好受，也付出死亡六七百人的代价。

　　方师长预立遗嘱，士兵有感誓死守土

　　预10师的第二条布防线，成了日军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王维本认为主要是因为“战士悍勇、长官不怕死”。

　　预10师守第二条防线的是全师战斗力最强的28团。实际上，在1942年1月2日，日军第3师团7000余人就开始猛攻长沙城南郊冬瓜山28团防守的阵地，当天28团官兵在团长葛先才率领下，击退敌人无数次冲锋。

　　元月3日，在师长方先觉的指令下，28团葛先才团长将包括王维本在内的29团退下来的部队重新进行了收容整编，并投入了冬瓜山及红山头一带的防线。

　　也就在这天，王维本他们听说师长方先觉预立遗嘱，要与长沙防线共存亡的事。1942年元月1日晚，王维本所在的29团部分防线被日军突破后，薛岳来电话向方先觉询问战况，最后问：“你能守多久？”方说：“我能守一个星期。”薛岳问：“如何守法？”方说：“我第一线守2天，第二线守3天，第三线守2天。”薛岳说声“好”，便放下了电话。当天深夜，方就写了一封信叫副官主任张广宽派人送到后方他的家眷那里，要求第二天以前一定要送到。这封信被当时的政治部代主任杨正华拆看，原来这封“家书”竟是他的遗嘱，内容为：

　　“蕴华吾妻，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得失，有关抗战全局的成败。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望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希吾妻勿悲。夫子珊。”

　　杨看过后，决定在报纸上发表以鼓舞士气，于是拟了新闻稿连夜送给《长沙日报》。次日《长沙日报》头版大字标题：“方师长誓死守土，预立遗嘱”。

　　王维本说，许多战士听说方师长立了战前遗嘱之后，十分感动，一些士兵和学校表示要“成则以功勋报祖国，死则以长沙为坟墓”，抱着必死的决心投入战斗。

　　阵地上除了硝烟外只有残肢断臂

　　1942年1月3日，预10师的第二道防线遭受到了空前惨烈的攻击。王维本现在回想起来依然经常紧握双手。

　　王维本说，2日晚，他派出了几组便衣进行敌情侦察，发觉日军的第3师团已经得到第6师团的部分增援，而且增援部队都聚集在大小冬瓜山以及火车南站至红头山一带。他估计第二天日军可能进攻的重点就在大小冬瓜山一带，目的是突破阵地后占领杏花园高地上的军械库。他将情况报告了团长张越群并引起了师部的重视。

　　3日开始，日军主力果然开始攻打冬瓜山、红头山一带防线。

　　“我军在阵地上修建了许多明暗工事，交叉的火力造成日军很大的伤亡。为突破我军的阵地，日军向我阵地投掷了许多燃烧弹，燃烧弹把我们许多在明工事的战士卷入了火海，这些战士就这样被活活烧死。”

　　“尽管如此，我军修建的暗火力点还是造成了日军进攻部队极大的伤亡。日军为了摧毁我暗火力点，开始使用‘肉弹’攻击：遇到阵地的暗火力点时，日军就出动敢死队，全身用烈性炸药绑在身上前仆后继地向前冲，直到炸飞这些暗火力点。最后高地易手，整个高地被削平了一截。”

　　“小鬼子有敢死队，难道我们就没有敢死队吗？”王维本说，为了夺回阵地，葛先才也组织了几十支敢死队，在集中20多挺机枪的掩护下，投向冬瓜山。“我们的敢死队身绑炸药，趁着日军还没有稳固阵地时，向他们攻击，我们的战士看着人多的地方就冲了上去，然后拉响炸弹，与日军同归于尽。”他回忆说，当时阵地上除了硝烟之外就只有残肢断臂，就像修罗地狱。到整个战役结束为止，双方白刃拉锯11次，我方夺回了阵地。该处防线28团除50余人生存外，其余官兵全部壮烈殉国！

　　3日晚，日军夜袭我军阵地，多次交战后，敌军败退了下去。下去之前，日军的夜袭部队将两日来阵亡的日军尸体也带了回去。

　　经过侦察，他发现日军带回尸体的目的是集中在金盆岭石牌坊下进行焚烧，由于该处是敌我交战的一个地点，在焚尸时，石牌坊因为裂开而倒塌，压死了几名日军。

　　1942年1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道：“两日来，长沙东南郊血战结果，在我军阵地前，敌人遗尸至少在15000具以上。”

　　王维本说，长沙守城之战的成功，还有一个重要部队：炮兵部队。1月4日中午，日军飞机向地面部队投送弹药和给养，不但许多降落在我军阵地，其中一个给养箱还被炮兵部队击中，许多战士都认为那是“天佑长沙”！

　　也就是1月4日那天，中国军队的73军、第4军、第37军、第20军、第58军等部队已经完成了对日军的合围态势。日军为了避免全军覆没，开始命令部队撤退。中国军队开始全面反攻，直至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王维本说，由于第10军在长沙守城战中伤亡太大，没有参与追击行动。

　　一次辉煌的胜利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奇袭美国珍珠港，同一天，日陆军23军开始进攻香港，为使攻占香港顺利进行，日军大本营命令驻湖南地区的11军向湘南进攻，以牵制中国军队南援行动。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接受命令后，于12月13日发布了第三次进攻长沙的命令。12月23日，日军在新墙河上游油港以北地区发起进攻，并扬言要在长沙度1942年元旦，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

　　蒋介石十分重视第三次长沙会战，亲临南岳督促部队作战。薛岳当时指挥的军队共13个军约17万人。

　　鉴于日军11军调动频繁、大规模集中的情况，薛岳就针对日军的进攻行动制定名为“天炉战法”的后退战战略：将第九战区的兵力集中在湘北地区，在日军进攻的地点逐次抵抗，将我主力部队置于两翼，诱敌主力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包抄，形成一个南堵北追、东西夹击、四面合围的战备态势，将日军予以歼灭。并将整个战役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逐次抵抗、诱敌深入，消耗日军、争取集中兵力的时间；第二阶段是长沙保卫战，以一个军的兵力死守长沙，赢取其余部队包围进攻日军的时间；第三阶段为反攻追击阶段，即对包围的日军进行歼灭追击。这一战略取得了空前成功。

　　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伤亡56000余人，俘虏139人，中国军队伤亡28000余人，中国军队取得辉煌胜利！这是珍珠港事变以来，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唯一的胜利，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这时候日本的南方军，在百日之内，就横扫盟国在亚洲所有的据点与要塞。

　　西方国家的军队，在被日军击败之后，真正知道了落后的中国能够单独地对抗日本如此之久，实在是有着过人的能耐。美国记者福尔门氏在报道中说：“中国第三次长沙大捷，证明了两个原则，那就是中国军队的配备，若能与日军相等，他们即可很轻易地击败日军。”英国《泰晤士报》说：“12月7日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就历次中日战争中的战场成果与记录而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绩应是最为辉煌的，就兵力动员的规模以及日军死伤来看，中国军队在长沙大捷的表现，比在台儿庄、万家岭、昆仑关、上高会战所得的胜利，还更为出色。而薛岳将军更是因此得到日军的“长沙之虎”的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