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女声造就了中国影视媒体的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神话，则往往有它的隐喻性。节目赞助品牌“蒙牛酸酸乳”的命名本身，便有着强烈的有关乎雌性肉体的隐喻。“酸酸乳”恰到好处地传递了可供享用的女性信息，哪怕本来用以享用的味觉和触觉如今只能靠视觉和听觉来替代。

　　尽管如此，超女仍然逃不脱“神女”的命运：她们是被享用的，被观赏的，她们不是明星，不需要仰视和倾慕，她们只需要荧屏前目光的爱抚或唾弃。　　

　　从海选的那一日起，超级女声便已注定了成为看客的消费品。当然，作为鲁迅时代看客们的后代，我们似乎不再欢呼被砍下的头颅，不再欢呼刽子手的迅猛屠刀。最初，是“红衣教主”开启（而不是填补）了我们施暴欲望的沟壑，而刑场上的悲剧也为舞台上的闹剧所替代。

　　唯一不变的是看客，甚至悲剧的观赏性也并未真正远离我们。在超女最后的晋级赛中，最吸引眼球的恰恰是PK台上残酷的对决，败者的隐喻性死亡（以及临终前的悲恸）正是看客们欢呼的源泉。当然，这一次的悲剧似乎是已经经过了闹剧“扬弃”之后的“螺旋式回归”：死亡不再惨烈，而是过于草率，甚至荒谬，因为死亡（处死）的逻辑纷乱不堪。

　　这种荒谬当然是评审的权威性（精英性）和大众性（民主性）的混杂（甚至随机）所造成的：没有人能说清终极标准究竟是什么。但这并没有把节目引入绝境，反而转化为它的成功之道。撇开观众投票的商业功效不谈，每一个观众个体之所以热忱地守候在电视机前，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花15元人民币就能获得生死予夺的大权，而是因为相信自己成功体认了权力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个节目与其他节目最为不同的便是，观众可以在观赏超女竞技的同时体认评委口无遮拦的“骂煞”或令人晕眩的“捧杀”。这样，在心理的意义上，看客们早已将自身同一于权力的代言人———评委了：而这，的确是超女大赛虚假民主的辉煌业绩。

　　与其他只见亮分的节目不同，我们在这里的确可以品头论足，并且忘记了真正有发言权的却仍然是评委席上的三两位“老师”。当评委把“骂煞”的精神子弹（当然也常常会是“捧杀”的糖衣炮弹）射向怀有美丽憧憬的少女们时，看客的立场完全站到了权力的一边。我们甚至在台下也过足了嘴瘾。我们在幻觉中“内模仿”了评委的权力。而这不正是犬儒社会公共自由的写照吗？

　　看客文化，依据鲁迅的说法，是一种奴才的文化，源于奴才对主子的认同愿望。看客所认同的权力，正是看客（在幻觉中）满足并继续其奴性生涯的源头。其实，只要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自己去扮演一个能歌善舞但任人宰割的“蒙牛超女”会是什么样的情形，事情就会明了许多。况且，那种“想唱就唱”的谎言早已在选拔的初始过程中淘汰掉了，剩下的（被遴选出的）便越来越成为按照评委们的私下要求甚至（违背本人意愿的）节目安排来展示的规范性才艺表演。在这样的“超级”程式里，商业运作者的权力仍然是权力，娱乐消费者的奴性仍然归于奴性，而向往自由的女声，不外乎是（现实和幻觉的）权力之下所把玩、所品尝的一杯周末夜晚的奶昔。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杨小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