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报报道】 近日，温州乐清市检察院通过媒体公布了一份令人瞠目结舌的统计数据。该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至今年6月，当地因争权夺利引发的雇凶杀人案件，经该院批捕的就有47起，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而雇主绝大多数是私企老板和富人村官。

　　中国问题学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在这样一个社会的转型期，财富正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造福社会，另一方面也成为邪恶的原动力。而著名犯罪学教授李云龙则告诉本报记者，由于法制的不健全，使得雇凶者存在着侥幸心理。他们认为正是这双重原因导致了现阶段雇凶杀人案不断出现。

　　利益不均杀心起富人铤而走险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被誉为“温州第一经济强市”的乐清，2003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17．1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3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795元。柳市、乐成、虹桥、北白象4个镇的经济实力更是跻身温州“十强”和浙江“百强”，全市于2003年宣布迈入小康社会。

　　按理说，这该是个人人尽享平安富裕的地方。“但在无限膨胀的私欲刺激之下，在谋求更大集团利益的过程中，少数富人铤而走险，不惜花钱买人命。”中国问题学专家胡星斗在分析这些富人犯罪心理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与之所见略同的是，乐清检察院透露，分析此类案件可以发现，雇凶者产生伤人杀人的动因主要是出于经济利益之争、报复心理、争夺政治地位等。这些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复杂。因为身份的特殊性，他们不愿亲自动手，而是通过出钱雇人或层层雇佣的方式，让他人实施暴力犯罪行为。

　　据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近日刚刚一审重判的乐清富商周祖豹被害一案就是典型。浙江富豪周祖豹由于在生意上和另外两个富翁屠金安、王伟坚发生矛盾，屠、王二人找到十分擅长打架斗殴的杨金富摆平此事。

　　2003年春节，周祖豹在浙江老家为他的两个儿子同时操办婚事。正当周祖豹一家沉浸在欢乐中的时候，小镇上有一辆银灰色的外地牌照面包车在来回游荡。这辆面包车并没有引起村里人的注意，更没有让沉浸在欢乐中的周祖豹一家有丝毫察觉。

　　婚礼过后的第二天一早，周祖豹迈出家门，跨进了停放在家门口的宝马车，准备让大儿子开车带自己去酒店结账。就在这时，几名歹徒从那辆神秘的面包车上冲了下来，手持杀猪刀朝周祖豹砍去。周祖豹顿时血流如注，瘫倒在地。儿子周建勇见状赶紧掏出手机拨打110，而行凶之后的歹徒们已经跳上车牌号为陕AP2735的银灰色面包车，飞快地逃离了村子，不见了踪影。而50岁的周祖豹由于被连砍数刀，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不治身亡。周家的喜事变成了丧事。

　　周祖豹是1993年开始在北京做毛皮生意的，经过几年打拼，他已经成了身家上亿的浙江富豪。周祖豹的惨死一时间引起了人们的各种猜测。正当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周祖豹的家人不禁想起了3年前周家的另一起命案。当年在北京，周祖豹的侄子周建波就在周祖豹的办公室里惨遭杀害，而凶手至今没有落网。这两起命案到底有没有关联，会不会是出自一人之手呢？温州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展开了调查。

　　首先，警方查出车牌号为陕AP2735的面包车车主叫李勃。据西安人李勃交待，他的车是借给了一个叫杨金富的人，而杨金富正是3年前杀死周祖豹侄子周建波的凶手，已经被警方通缉。那么，杨金富是不是杀害周祖豹的凶手呢？经过警方的周密部署，2003年3月，他们终于将躲藏在温州郊区一间破庙里的杨金富和几名同伙同时抓获。经连夜审讯，杨金富终于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果然是杨金富杀死了周祖豹叔侄二人。这个杨金富也是浙江乐清人，他到底和周家有什么冤仇，为什么先后下毒手杀死了周家的两个人呢？杨金富供认周祖豹这个案件是王伟坚和屠金安出50万让他们去干的。王伟坚、屠金安两人和被害人周祖豹同是浙江乐清人，同在北京做生意，也同样是身家百万的浙江富商。尤其是王伟坚，脑子活络，为人谦和，在浙江人中口碑极好，听说他涉嫌买凶杀人，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不敢相信。

　　温州警方经过秘密侦查，将王伟坚和屠金安抓获。公安人员在调查中了解到，王伟坚、屠金安和被害人周祖豹早年就结下了仇怨。在1998年时，三人合伙在北京做辅料生意，当时周祖豹投入较多，占了大部分股份，而王伟坚和屠金安两人共同投资190万元，占小股份。由于在合作过程中与周祖豹产生了矛盾，王伟坚、屠金安坚决要退出股份，遭到了周祖豹的拒绝。三人在周祖豹办公室里交涉时，周祖豹的儿子还叫来二三十名打手将王伟坚、屠金安团团围住……

　　就这样，双方积怨越来越深。起初，王伟坚他们也曾想过通过法律途径把这笔投资款要回来，但是他们认为打官司又耗费精力又耗费财礼，他们耽搁不起。就在这时，一个特殊人物走进了王伟坚和屠金安的视线，他就是在北京靠打打杀杀混日子的黑道人物杨金富。别看杨金富长得不起眼，打架斗殴却很有名气。王伟坚和屠金安决定让杨金富出面，把这190万的投资款讨回来。三方为此还签订了一个协议。王伟坚和屠金安把大红门辅料市场的股份转让给了杨金富。

　　不久，杨金富拿着协议书带着手下一帮人找到了周祖豹索要投资款。没想到周祖豹并不吃这一套，多次把闯进市场的杨金富赶了出去。杨金富对此非常恼怒，继续带人拿着刀具、鱼叉等凶器强行进驻市场，驱赶商户。当他们最后闯到周祖豹办公室的时候，却没有找到周祖豹，只遇到了他的侄子周建波。周建波在争斗中当场被打死。眼看出了人命，杨金富逃出了市场，从此没了踪影。

　　而周祖豹在侄子遇害后不停地上告，要求警方抓获凶手杨金富并找出幕后的指使人。很快，杨金富再受不了这种担惊受怕、东躲西藏的日子了。2002年11月，他给屠金安打来了电话，说他想把周祖豹干掉，让屠金安给他50万元钱。屠金安马上和王伟坚商量，二人觉得除掉周祖豹可以一了百了，于是他们决定让杨金富尽快下手。

　　杨金富跑到了西安，以西安人李勃的名义购置了一辆小面包车，并网罗了几名杀手，开始谋划杀死周祖豹。2002年年底，他们打听到周祖豹要回浙江老家为儿子举办婚礼，一伙人便悄悄开车摸回乐清。经过十来天的蹲守，终于在周祖豹为儿子举办婚礼第二天，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周祖豹。

　　清除“眼中钉”几万元搞定

　　据乐清市检察院不完全统计，这些雇凶杀人案件涉及的雇凶者近50人，他们九成以上是个私企业主、富有的村委会主任或机关工作人员。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120余人则大多来自江西、湖北、四川等省份。

　　该院分析，被雇行凶者普遍文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且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生活一般比较困难，个别人还有仇视社会的心理，因而容易受金钱引诱，有的人甚至还以此为生。也因为此，有些雇主原本只是想花几万元“教训”一下“眼中钉”，但被雇者却不计后果，下手残忍，往往造成严重后果。

　　如在今年新一届村委会选举期间，当地某村一村委会主任候选人本想让竞争对手在选举期间受点伤躺进医院，最后受雇者却让对方躺进了太平间。

　　尽管乐清市检察机关没有透露具体案情，但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就在这个月月初，同省兄弟城市绍兴也发生了这样一个案子。绍兴新昌县原人大代表潘春红（现已停止履行职责）因在村委会选举时雇凶砍死对手，被绍兴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潘春红原为绍兴新昌县新市场村村委主任兼书记、新昌县第十三届人大代表。今年年初，因行政区划调整，新市场村和周边的后谢村等合并为新市场行政村，并重新进行村委会选举。潘春红和原后谢村村委会主任盛某因竞选产生矛盾。

　　为赢取选举，潘春红指使外甥杨江等人压制盛某。4月15日，杨江纠集了约20人，在潘春红处好吃好喝后，受潘春红的指使持刀前往后谢村“教训”盛某。面对挑衅，盛某保持了克制，双方未发生大的冲突。未料杨江等人在返回途中偶遇盛某之弟，遂将其殴打了一顿。随后闻讯赶来的盛某和后谢村村民与杨江一伙人发生了冲突，杨江等人手持刀棍对盛某等村民进行砍杀。最终，盛某因多种锐器外力作用致右肺贯通、躯体多处创口导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另有3人在砍打中受伤，其中1人重伤。案发后，当地公安部门迅速抓获了潘春红等人。

　　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则在近日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窝藏罪，对组织、策划和参与此次事件的潘春红等15名案犯提起了公诉。心存侥幸“小人物”效仿雇凶

　　除了那些利欲熏心的富豪以及村官，还有一些平素不为人注意的“小人物”，也在利益的驱使下走向这条不归路。李云龙教授告诉记者，因为雇凶杀人者不直接参加犯罪，执法机关很难找到确凿的雇凶杀人的证据，而且很多雇凶者并不直接与被雇人联系，他们通过多个中间人进行间接性的教唆，这更加大了案件侦破执法的难度，因此很多犯罪分子往往得不到及时的惩治。这样导致雇凶者多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犯罪胆量增大，一而再，再而三地买凶杀人，导致该类案件频发。李教授认为这类案件的增多也与我国刑事案件的侦破率有关，因为没有能及时重点地打击主犯（教唆杀人者），引起有些不法分子加以效仿。

　　在温州，宗翠平有着很高的社会知名度：先是以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感人事迹”被众多媒体爆炒而成为“新闻人物”；继以性格乖戾、恶待员工、伙同姘夫故意杀人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04年8月，被判处无期徒刑而被取保候审的宗翠平因涉嫌雇凶杀害同室女友而再次被捕。

　　据介绍，宗翠平1972年出生，高中文化程度。1991年结婚，生有一女，据说因忍受不了丈夫的殴打而离婚。1998年6月，宗翠平驾车加油时吸烟而引发大火，车子被烧，同车的前夫重伤不治身亡，她自身脸部也被严重烧伤而毁容。

　　1998年11月，宗翠平慕名来到浙江温州，在市区南站天桥上行乞。她逢人就诉说自己在老家遭遇火灾毁容被丈夫抛弃，因此被迫背井离乡来到了温州，靠乞讨养活自己与儿子；但自己不服命运安排，一定要与命运抗争云云。

　　宗的这些真真假假的“悲惨”遭遇经媒体报道后感动了善良的人们：温州一位医师免费为她做了整容手术；在许多好心人的帮助支持下，宗又在温州市区开了一家名叫“顺风”的家政服务公司，一度手下的员工曾达四五十人。这期间，宗翠平与一男子相好而生下了一个男孩。温州市公安机关有关人员告诉记者，宗翠平从女乞丐摇身一变成了女老板后，逐渐变得趾高气扬，俨然以名人自居，对员工动辄打骂，还经常拖欠员工工资。

　　在宗的员工中，祝金侠是被打骂得最多的一个。后来，不堪忍受的祝被逼离开而自立门户做起了家政服务，并带走了不少老客户。此事被宗翠平发现后，便与其相好李有水密谋报复。

　　2003年7月30日，李有水在公用电话上捏着嗓子，冒充客户给祝金侠打电话，约其到某处打扫卫生。晚上7时30许，祝金侠被骗到温州市区下吕浦某住宅区后，李有水与宗翠平将她按倒在地，贴上了封口胶，将其活活打死。之后，宗、李两人将祝金侠的尸体装进大纸箱里抛尸瑞安飞云江。天网恢恢。8月3日晚，宗、李二人因宗翠平小孩的抚养问题发生争吵，李有水将小孩丢到了大马路上，大声叫嚷：“我连人都杀过，扔个小孩算什么！”听到此言的女邻居惊吓之余向警方报了警。

　　此案被侦破后，李有水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于2003年11月5日被执行。宗翠平因为有孕在身而被从轻发落判处无期徒刑，后被取保候审。宗翠平不服，向浙江省高院提起了上诉。然而，就在上诉期内，宗翠平却再度犯下命案。2004年9月14日，宗翠平为泄私愤，起意报复，以2000元价格雇佣安徽民工刘胜利，共同杀害了与其同居的女友倪玉娟。2005年4月30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宗翠平、刘胜利犯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4年前发生在温州的一起雇凶骗保案也颇为令人发指。该案主谋为了诈骗保险金，竟然雇凶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

　　2001年6月19日上午，温州市瓯海区公安分局永中镇派出所接警：在该镇小塘村通往堤塘的田里发现一具男尸，身上有刀伤。瓯海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徐晓海率重案组、技术中队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勘验发现死者胸腹部有14处创口，颈部有5处创口，背部有1处创口，死于心脏被刺失血过多，系他杀无疑。专案组迅速成立，经侦查得知，死者叫余志武，24岁，系湖北省利川市柏杨镇人，生前在永中镇踏人力三轮车为生。8月1日，专案组获悉一条线索，死者生前曾与其长兄余志权一起在利川市人寿保险公司投了人身意外保险，赔偿金总额是16万元。警方结合现场分析，认为本案是杀人骗保案的可能性很大。

　　2001年8月4日，瓯海警方组织警力直奔湖北利川继续侦查。经外围调查，警方发现许多疑点都集中在余志权身上。同年8月16日，侦破组在利川警方的配合下，直奔余家，口头传唤了余志权。结果，余志权很快交代了为骗取巨额保险金鼓动余志武向利川市人寿保险公司投保，然后又雇佣同乡周兴政杀害亲弟弟的犯罪事实。次日，周兴政在家被警方抓获，并交代了自己雇佣另一杀手高建华（现在逃）去杀余志武的犯罪事实。在浙鄂两省警方的协作下，这起罕见的保险诈骗雇凶杀人案被一举破获。

　　雇凶杀人也是恐怖主义

　　著名犯罪学专家李云龙称，雇凶杀人是国内出现的新型犯罪方式，其手段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一般情况下，法律上对此类案件中的授意者、教唆者、组织者均认定为主犯。但司法实践中，因为雇凶者的犯罪行为极具隐蔽性、秘密性，警方在取证调查上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乐清市检察院人士也向记者透露，许多雇凶者在达到犯罪目的后一般还要再花一笔钱，或让实行犯逃之夭夭，或让他们“封口”。这样做，不但给警方抓获被雇行凶者制造了人为的难度，也让不少案件只能查到实行犯而难以深挖至“幕后老板”。该院某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很多案件没有在媒体上公布，就是因为调查取证难，不能轻易向外界公布案情。

　　胡星斗在分析雇凶杀人现象的时候痛心地说，其实雇凶杀人犯罪在整个中国都有“抬头”的趋势，尤其在沿海地带，主要有两点原因：首先，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道德整体滑坡，社会矛盾加剧。其次是转型期法制不健全，破案率低。

　　胡星斗说，国家从去年至今年已经开始对此类犯罪进行严厉打击，但这些案件的总体趋势还是在上升。浙江温州之所以会较多出现这类现象，首先是私营经济发达，产生大量的摩擦、纷争。而沿海一带从古就存在很强的商业文化，在没有形成好的市场经济道德的氛围情况下，这些地区形成了一种大家向“钱”看的观念，唯利是图。其次因为雇凶杀人有很强的隐蔽性，涉及到有钱有权的人，很难进行调查。再者，某些地区存在很强的黑势力，这些黑势力很容易被财富利用，铤而走险。

　　胡星斗说，这样现象的根源在于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就存在一个“谁强就谁对”的潜规则。“旧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公开的法律不起作用，打官司费用高，而且在有理无关系、无官员说话的情况下，一些官司不是有理就能赢。于是会出现一些侠客、刺客，来用暴力手段、恐怖手段去解决一些问题。这些不公开的暴力手段延伸到现代社会就是雇凶杀人、恐怖主义。”

　　犯罪学专家李云龙则认为，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人们经济水平普遍比较低，雇凶杀人案很少出现。但改革开放以后，一部分人经济水平提高，富裕起来，有些人在自己的利益与别人发生冲突时会以金钱诱使他人为其杀人。一方面，富人群体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并未接受到与其财富增长相适应的文化熏陶，出于对物质利益、经济利益的追求，他们的行为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有可能背离原先的文化价值标准，而他们先天性的法律意识淡薄、市场及利益之争中衍生出的好勇斗狠心理以及金钱支配一切的幻觉，最终促使他们甘冒风险雇凶杀人。另一方面，被雇杀人者同样是出于文化滞后的影响，苦于长期处在社会底层、生活困难等现实难题而得不到排解，往往产生仇视社会的心理；而因为文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匮乏，他们更容易受到金钱引诱，甚至以此为生，这正是被雇者“市场”存在的主因。这种雇凶杀人现象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一种副作用。

　　对于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李云龙认为，首先要完善立法，对教唆者从重处罚！李云龙解释说，我国法律对教唆犯的处罚是以共同犯罪的地位或作用处罚，这种情况下雇凶杀人者会以教唆伤人而非杀人，把责任推给被雇者来逃脱法律的制裁。

　　胡星斗则认为，首先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的道德，那是一种“不损害别人，谦让，讲信用，讲究公开、透明、民主、法制”的道德准则。其次要引导人们合理合法地解决矛盾，逐步形成好的社会风气，不断进行精神文明教育。胡星斗还强调，进行精神文明教育不能“两张皮”，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要进行实在的公民教育，教导人们如何对待社会，在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怎样对待他人，从而形成好的社会风气，使公民之间相互关心、谅解、帮助，和谐地生活。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健全法制，提高整个温州人的个人素质和法律意识以外，还应该因地制宜地利用好当地的行业协会。周德文透露说，之前在温州开发区内的服装企业之间矛盾严重，甚至有发生暴力事件的倾向，但在当地行业协会的调解下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周德文认为，首先应该让利益之争在法律的范畴内进行，再强化行业协会的调解仲裁能力，法律有疏漏而不能解决的，就让行业协会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