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介绍，宗翠平1972年出生，高中文化程度。1991年结婚，生有一女，据说因忍受不了丈夫的殴打而离婚。1998年6月，宗翠平驾车加油时吸烟而引发大火，车子被烧，同车的前夫重伤不治身亡，她自身脸部也被严重烧伤而毁容。

　　1998年11月，宗翠平慕名来到浙江温州，在市区南站天桥上行乞。她逢人就诉说自己在老家遭遇火灾毁容被丈夫抛弃，因此被迫背井离乡来到了温州，靠乞讨养活自己与儿子；但自己不服命运安排，一定要与命运抗争云云。

　　宗的这些真真假假的“悲惨”遭遇经媒体报道后感动了善良的人们：温州一位医师免费为她做了整容手术；在许多好心人的帮助支持下，宗又在温州市区开了一家名叫“顺风”的家政服务公司，一度手下的员工曾达四五十人。这期间，宗翠平与一男子相好而生下了一个男孩。温州市公安机关有关人员告诉记者，宗翠平从女乞丐摇身一变成了女老板后，逐渐变得趾高气扬，俨然以名人自居，对员工动辄打骂，还经常拖欠员工工资。

　　在宗的员工中，祝金侠是被打骂得最多的一个。后来，不堪忍受的祝被逼离开而自立门户做起了家政服务，并带走了不少老客户。此事被宗翠平发现后，便与其相好李有水密谋报复。

　　2003年7月30日，李有水在公用电话上捏着嗓子，冒充客户给祝金侠打电话，约其到某处打扫卫生。晚上7时30许，祝金侠被骗到温州市区下吕浦某住宅区后，李有水与宗翠平将她按倒在地，贴上了封口胶，将其活活打死。之后，宗、李两人将祝金侠的尸体装进大纸箱里抛尸瑞安飞云江。天网恢恢。8月3日晚，宗、李二人因宗翠平小孩的抚养问题发生争吵，李有水将小孩丢到了大马路上，大声叫嚷：“我连人都杀过，扔个小孩算什么！”听到此言的女邻居惊吓之余向警方报了警。

　　此案被侦破后，李有水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于2003年11月5日被执行。宗翠平因为有孕在身而被从轻发落判处无期徒刑，后被取保候审。宗翠平不服，向浙江省高院提起了上诉。然而，就在上诉期内，宗翠平却再度犯下命案。2004年9月14日，宗翠平为泄私愤，起意报复，以2000元价格雇佣安徽民工刘胜利，共同杀害了与其同居的女友倪玉娟。2005年4月30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宗翠平、刘胜利犯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4年前发生在温州的一起雇凶骗保案也颇为令人发指。该案主谋为了诈骗保险金，竟然雇凶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

　　2001年6月19日上午，温州市瓯海区公安分局永中镇派出所接警：在该镇小塘村通往堤塘的田里发现一具男尸，身上有刀伤。瓯海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徐晓海率重案组、技术中队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勘验发现死者胸腹部有14处创口，颈部有5处创口，背部有1处创口，死于心脏被刺失血过多，系他杀无疑。专案组迅速成立，经侦查得知，死者叫余志武，24岁，系湖北省利川市柏杨镇人，生前在永中镇踏人力三轮车为生。8月1日，专案组获悉一条线索，死者生前曾与其长兄余志权一起在利川市人寿保险公司投了人身意外保险，赔偿金总额是16万元。警方结合现场分析，认为本案是杀人骗保案的可能性很大。

　　2001年8月4日，瓯海警方组织警力直奔湖北利川继续侦查。经外围调查，警方发现许多疑点都集中在余志权身上。同年8月16日，侦破组在利川警方的配合下，直奔余家，口头传唤了余志权。结果，余志权很快交代了为骗取巨额保险金鼓动余志武向利川市人寿保险公司投保，然后又雇佣同乡周兴政杀害亲弟弟的犯罪事实。次日，周兴政在家被警方抓获，并交代了自己雇佣另一杀手高建华(现在逃)去杀余志武的犯罪事实。在浙鄂两省警方的协作下，这起罕见的保险诈骗雇凶杀人案被一举破获。

　　雇凶杀人也是恐怖主义

　　著名犯罪学专家李云龙称，雇凶杀人是国内出现的新型犯罪方式，其手段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一般情况下，法律上对此类案件中的授意者、教唆者、组织者均认定为主犯。但司法实践中，因为雇凶者的犯罪行为极具隐蔽性、秘密性，警方在取证调查上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乐清市检察院人士也向记者透露，许多雇凶者在达到犯罪目的后一般还要再花一笔钱，或让实行犯逃之夭夭，或让他们“封口”。这样做，不但给警方抓获被雇行凶者制造了人为的难度，也让不少案件只能查到实行犯而难以深挖至“幕后老板”。该院某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很多案件没有在媒体上公布，就是因为调查取证难，不能轻易向外界公布案情。

　　胡星斗在分析雇凶杀人现象的时候痛心地说，其实雇凶杀人犯罪在整个中国都有“抬头”的趋势，尤其在沿海地带，主要有两点原因：首先，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道德整体滑坡，社会矛盾加剧。其次是转型期法制不健全，破案率低。

　　胡星斗说，国家从去年至今年已经开始对此类犯罪进行严厉打击，但这些案件的总体趋势还是在上升。浙江温州之所以会较多出现这类现象，首先是私营经济发达，产生大量的摩擦、纷争。而沿海一带从古就存在很强的商业文化，在没有形成好的市场经济道德的氛围情况下，这些地区形成了一种大家向“钱”看的观念，唯利是图。其次因为雇凶杀人有很强的隐蔽性，涉及到有钱有权的人，很难进行调查。再者，某些地区存在很强的黑势力，这些黑势力很容易被财富利用，铤而走险。

　　胡星斗说，这样现象的根源在于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就存在一个“谁强就谁对”的潜规则。“旧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公开的法律不起作用，打官司费用高，而且在有理无关系、无官员说话的情况下，一些官司不是有理就能赢。于是会出现一些侠客、刺客，来用暴力手段、恐怖手段去解决一些问题。这些不公开的暴力手段延伸到现代社会就是雇凶杀人、恐怖主义。”

　　犯罪学专家李云龙则认为，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人们经济水平普遍比较低，雇凶杀人案很少出现。但改革开放以后，一部分人经济水平提高，富裕起来，有些人在自己的利益与别人发生冲突时会以金钱诱使他人为其杀人。一方面，富人群体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并未接受到与其财富增长相适应的文化熏陶，出于对物质利益、经济利益的追求，他们的行为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有可能背离原先的文化价值标准，而他们先天性的法律意识淡薄、市场及利益之争中衍生出的好勇斗狠心理以及金钱支配一切的幻觉，最终促使他们甘冒风险雇凶杀人。另一方面，被雇杀人者同样是出于文化滞后的影响，苦于长期处在社会底层、生活困难等现实难题而得不到排解，往往产生仇视社会的心理；而因为文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匮乏，他们更容易受到金钱引诱，甚至以此为生，这正是被雇者“市场”存在的主因。这种雇凶杀人现象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一种副作用。

　　对于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李云龙认为，首先要完善立法，对教唆者从重处罚！李云龙解释说，我国法律对教唆犯的处罚是以共同犯罪的地位或作用处罚，这种情况下雇凶杀人者会以教唆伤人而非杀人，把责任推给被雇者来逃脱法律的制裁。

　　胡星斗则认为，首先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的道德，那是一种“不损害别人，谦让，讲信用，讲究公开、透明、民主、法制”的道德准则。其次要引导人们合理合法地解决矛盾，逐步形成好的社会风气，不断进行精神文明教育。胡星斗还强调，进行精神文明教育不能“两张皮”，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要进行实在的公民教育，教导人们如何对待社会，在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怎样对待他人，从而形成好的社会风气，使公民之间相互关心、谅解、帮助，和谐地生活。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健全法制，提高整个温州人的个人素质和法律意识以外，还应该因地制宜地利用好当地的行业协会。周德文透露说，之前在温州开发区内的服装企业之间矛盾严重，甚至有发生暴力事件的倾向，但在当地行业协会的调解下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周德文认为，首先应该让利益之争在法律的范畴内进行，再强化行业协会的调解仲裁能力，法律有疏漏而不能解决的，就让行业协会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