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斌抗战期间做过八年学徒和店员，亲眼目睹特务汉奸欺凌商户
■人物档案
姓名：王永斌
年龄：81岁
身份：退休中学教师。退休后出版了多本记录北京商铺盛衰的书，希望把老北京的商号故事记录下来。
■抗战经历
“七·七”事变那年，王永斌13岁。抗战爆发后家道中落，他不得不从私塾辍学。1940年，王永斌到前门大栅栏里的精明眼镜店做学徒，学徒没有薪水，每天赚得三餐。
此后八年，王永斌一直在北平和天津的眼镜店里做学徒和店员，汉奸买眼镜的挺多，伙计们成天小心翼翼伺候。
八年里，王永斌的四伯王四海因为物价的飞涨导致生意关张，沿街乞讨后不堪潦倒投井自杀；同在眼镜店做学徒的店员因为拒绝给特务送货上门，被特务毒打……
每次在大街上路过大大小小的眼镜店，81岁的王永斌老人总会不经意地多看上两眼。“现在北京眼镜店那么多，店面也都那么好，比我们当学徒那会儿可强多了！”
六十多年前，王永斌还是个小伙子，在前门大栅栏里的精明眼镜店做学徒。老人说现在眼镜的款式太奇怪，相比以前多少有点“不像样”了。
“学徒是没有薪水的，每天赚得三餐，那年月，能平平安安就不错了！”说起这些，老人不禁有些动容。
在私塾读书时，日军飞机从头顶飞过
王永斌生于1924年，“七·七”事变那年他13岁。
此前王永斌家家境还不错，父亲在一家饭庄做厨师，收入足够养活一家老小。
“当时我在崇文门外一家私塾读书，因为私塾设在一个寺庙里，房间窄小，夏天学生都在院里天棚下读书。”可是战争就在这时候悄悄逼进。一天，正在读书时，学生们突然听到“轰轰”的声音，由远而近，“一架涂着膏药旗图案的飞机从我们头上飞过，学生们都吓得慌张极了。”此后，经常有日本飞机从崇文门一带上空飞过。
辍学当学徒，特务汉奸成主要顾客
父亲在“七·七”事变之后失业了，后来经营一家杂货铺维持生计。1940年，家里生活日渐窘迫，王永斌只好辍学，到前门大栅栏精明眼镜店做了学徒，那年他16岁。
“当时全北京经营眼镜的店铺只有六七家，眼镜的利润很大。”精明眼镜店地处闹市，既卖老式茶、水晶石眼镜，又卖新式样克罗克斯等眼镜，顾客众多，物价飞涨时，眼镜店不存现款，有钱就去进货，钱会贬值，而货不会贬值，因此北平虽沦陷，眼镜店却长盛不衰。
“在2块钱能买40斤白面的时候，一副水晶石的眼镜可以卖到五六块钱，茶晶的眼镜可以卖两百到三百块一副。”
眼镜是有钱人的消费，抗战爆发之前，有钱人多为商人、贵族，“七·七”事变之后，生意依然很好———顾客总数并没有减少，“只是有钱人变成了特务和汉奸。”
“接待日本人时都小心谨慎，生怕惹事。”在王永斌的印象里，当时的日本人并不是特别多，而最多的则是汉奸和特务，“汉奸都非常跋扈，跟日本人一样可怕。”
店员拒绝送货，遭特务殴打
每天王永斌和店里其他几个学徒早上五点多钟起床干活，因为夜里11点多大栅栏的戏楼、电影院刚散场，人流涌上街，还有生意可做，夜里12点多店员们也睡不了觉。而更让店员们为难的是，汉奸和特务当道使商户们备受欺凌。
一次一个外号叫小老虎的北平市警察局特务科的特务来到精明眼镜店，一进门便高傲地挑来挑去，想买一副墨镜，伙计们伺候他挑好后，小老虎还算满意。
随后叫伙计给他开发票，并交代让把眼镜送到广德楼戏院的“弹压席”去。
“当时北京的各大、小戏院都设有军、警、宪联合专座，这个专座叫‘弹压席’。”王永斌解释，这种席位专为军警准备，以防有人打闹捣乱。小老虎让伙计把眼镜送到“弹压席”，就是暗示伙计自己是官人，不付钱了。“当时接待小老虎的店员马凤才是个老实的学徒，不敢去送货，去了收不回钱来肯定被掌柜骂，只好跟小老虎说我们不管送。”
小老虎一下瞪起眼睛：“给你脸你不要！大栅栏里哪家铺子敢跟我要钱！”说着抬手打了马凤才一个满脸花。王永斌和店里的其他伙计都过来解劝，小老虎怒气不消边打边骂：“今天让他认识认识，跟我走！”马凤才被小老虎连拖带拽地扭到煤市街小齐家胡同警察局，一进警察局的门，马凤才又挨了一顿打，折腾够了才给放回来。说起这些，老人叹了口气，辛酸不已。
抗战胜利前夕，日本军官到店里卖枪
1944年底日本军队还未完全放弃最后的挣扎。一天王永斌走在东总布胡同里，看见二十多个日本人赤裸着上身，只穿一条三角裤，在胡同里游行。“他们头上包块白布，布上用红字写着‘神风’，敲着大鼓、小鼓，在胡同里从东往西走。”胡同里的中国人全都愣愣地看着日本敢死队古怪的游行。后来王永斌才知道，这就是日本的“神风敢死队”，他们游行之后就上战场送死去了。
不久，美国飞机把反日传单撒到了北平。日本人已经失去了制空权，气焰也没有以前嚣张了，很多侨民都低着头走路。而中国百姓上街也不再躲着日本人走了。
生活在北平的日本侨民，纷纷把家里的家具、器皿拿到街面上变卖。“当时东单、东大地一带形成了一个市场，专门有日本人在那里卖家当。”王永斌清晰地记得当时一套日本和服只卖一块钱，手表、照相机也很便宜，每当有人光顾，摆摊的日本人都感激致谢，“他们要凑钱回日本了。”
最让王永斌记忆深刻的是，竟然有日本军官到眼镜店里卖枪。“那天三个日本军官来我们店里，突然每人掏出一把手枪。”店员们全都吓坏了，以为日本人要闹事，几个胆小的伙计退到店铺的里间，店里的顾客有的躲出店去，而三个日本人掏出枪后，摸了摸枪身，然后把枪放在了柜台上，跟店员们打手势，意思说要把枪卖了，“那谁敢买啊，我们赶紧把这几位请走了。”几个日本军官失望地离开了，又沿着街面去找下一家店。
1945年8月，王永斌在《华北日报》上看到，广岛和长崎被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击中，不久后，日本投降了。
■家族往事
伯父生意倒闭 雪天投井自杀
去世时身上无衣肚中无食
“七·七”事变前，王永斌四伯父王四海有自己的买卖———王四海家庭菜馆。
“他切的肉和青菜，大小、薄厚都匀整，投料不用称，只凭手抓，分量不差分毫。”王永斌还清晰地记得四伯的绝活，小时候他经常看到四伯从东四牌楼一车一车地进猪肉等货物，平日里，为老人祝寿，为孩子办洗三、满月来他家订两三桌酒席的不断。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各行各业日渐萧条，饮食业更是一蹶不振。北平有名的天寿堂、便宜坊、春元楼等不是关张歇业，就是奄奄一息。
物价一天一个行情，四伯有买卖也不敢接———今天接了，明天物价涨了，买卖也就赔了。没过多久，四伯的生意只好关张，另做打算。
生意散伙后，菜馆的伙计们有的去摆烟摊，有的去拉洋车，有的去跑小市买卖破烂。“四伯一开始把铜锡炊具拿到当铺去典当，可是到期没钱赎，又去‘小押’卖当票。”日子一长，当卖全空。
“四伯和四伯母分头串亲戚投朋友蹭饭吃，可那时哪家亲戚也不宽裕，蹭过几顿后谁也没有能力再施舍他们。四伯的两个孩子拉洋车混日子，四伯沿街乞讨。”
1940年冬，一个大风雪天里，人们在一口井里发现了王四海的尸体，他身上无衣，肚中无食。
1988年从前门中学退休后，王永斌自己走访了多家老北京的店铺，并出版了多本记录北京商铺盛衰的书，“抗战的8年里北京的商业有的被严重冲击，有的苦苦支撑。我希望能用文字记录下来。”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佟佳熹
本版摄影/实习生 范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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