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优势文化的猛扑下，落后地区是没有办法妄谈选择的，好的固该笑脸迎，“坏”的也要和血吞。它们的“缺点”与“流弊”不是落后地区可以“预防”的，这种难题在理论上似乎杀风景，但在事实上却的确莫奈何！

　　六十年前（一九0一），一个穷小子出身的法国戏剧家白里欧（Eusene Brieux）发表了震撼一时的名剧——《梅毒》（Les Avaries，直译《损害》，英译Damaged Goods），这是继易卜生（Ibsen）的《群鬼》（Ghosts，1881）以后，用最婉转的手法，写出梅毒的可怕的重要著作。全书不用一个刺激道学家的字眼，却道尽了道学家所难表现的“道学”。

　　故事的男主角是一个法国年轻人，在他快跟表妹结婚前，被医生检查出来有梅毒。医生警告他在三四年内不能结婚，他不服气，找了一个江湖郎中来治。半年后，他以为治好了，就结了婚。没想到第一个小孩生下来就长出恶疮，他的太太明白了怎么回事，一气之下，抱着小孩就回娘家了。

　　白里欧在这个剧本里，借着医生的口吻，把梅毒对社会的危害，描写得非常细腻，同时他又指控社会上的一些颇有问题的观念、指控江湖郎中、指控假道学。毫无疑问的，他这部作品是“梅毒史”上的重要文献〔注一〕。

　　大约在白里欧写这本文献前四百年，欧洲大陆上有了梅毒。梅毒从哪儿来的已不可详考，但是哥伦布航海前，在欧洲文献中找不到有关梅毒的纪录。所以合理的证据是：梅毒是从哥伦布的水手身上传回去的，最早是从古巴、海地传到西班牙。由美洲传到欧洲，再由欧洲传到亚洲，正好逆着麦哲伦的航线绕过来，这也可算是新大陆的居民对船坚炮利的文明的一种回敬，正所谓civilization is syphilization（文明即梅毒）。

　　这种回敬何时敬到中国来，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究其年代，最晚不会晚于一五0五年（明孝宗弘治十八年）。这一年，正是哥伦布去世前一年，距离发现古巴、海地等岛不过十三年。十三年间，梅毒遍历美欧亚三洲，不能不说是高速度的“文化交流”〔注二〕！

　　在一五0五年以前，中国书籍中，没有关于梅毒的记载，有人以为司马相如传中的“消渴”〔注三〕、李白诗中的“花柳”〔注四〕、孙思邈医书中的“恶疮”〔注五〕都是古代有梅毒的明证。其实这些都是穿凿附会，梅毒根本是舶来品，是道道地地的洋鬼货。

　　梅毒本是“杨梅毒疮”的简称（见张介宾《景岳全书》（单方》）。因为毒疮像杨梅，所以也叫杨梅疮。陈实功《外科正宗》中《杨梅疮总论》说：

　　夫杨梅疮者，以其形似杨梅。

　　《疮疡全书》中“杨梅”条下说：

　　一名广东疮，一名霉疮。

　　梅毒所以叫做广东疮，是因为是由广东向内地传来的。

　　冒一五四五年（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出版的俞弄《续医说》草薢土茯苓条：

　　〔明孝宗〕弘治未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若病人血虚者，服轻粉重剂，致生结毒，鼻烂足穿，遂成痈疾，终身不愈云。

　　这是梅毒来华四十年后，一位有心人的纪录，实在是绝好的史料。一五八八年（明神宗万历十六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参十八土茯苓条下集解又有一段补充说明：

　　土茯苓，楚蜀山普中甚多蔓生，昔人不知用此。近世〔孝宗〕弘治〔武宗〕正德间，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药取效，毒瘤筋骨，溃烂终身。至人用此，遂为要药。

　　他又记梅毒蔓延的情形说：

　　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以上的文献既告诉我们梅毒兴起的年代，我们立刻可以

　　队其他的医书上得到旁证：

　　一、在明宪宗以前的医书中，看不到杨梅疮三个字；（一）刘宋厚：《玉机征义》，一三九六（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卷十五疮疡门只有治下疳疮和治便毒方。

　　（二）熊宗立：《山居医方便宜》，一四四一（明英宗正统六千）卷七只有诸淋、妒精下疳疮、阴头疮。

　　（三）王玺：《医林集览》，一四三二（明宪宗成化十八年）卷于五只有淋遗泄疳疮、妒精疮、便毒。

　　二、在明世宗以后的医书中，可以看到杨梅疮：

　　这些著作年表〔注六〕可以使我们很容易的看出来，梅毒的传入中国，在医学史上几乎是一个突变。它在十六世纪的序幕时代进入这个古老的国家，它是西洋近代文化影响中的一个先头部队，它比钟表、眼镜、几何、历法等都抢先走进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征服了这个国度，使这个国土上的人民忽然张皇失措〔注七〕，它又转渡日本，使这个岛国因它而死的比例占全世界第一！在东西文化交流的漫长历史中，它独占了一个所向披靡的地位，任何固有文化挡不住它，任何文化导演摆布不了它，它来自近世文化的源头，走向全盘交易的尾间，它好像骄做的告诉那些为西方轮船设立码头的国家：“你们不是要接受西方近代文化吗？你们也得同时接受我，和我所代表的一切‘坏’文化。我知道你们想超越前进、想择善而从，但是天下有这种便宜事吗？西方近代文化的这点光芒，是经过多少千辛万苦换来的，即使有流弊，他们自己都甩不掉，而你们却想取长舍短、后来居上，天下有这种便宜事吗？”

　　在上面的文字里，我用了一点简略的考证，考证梅毒溜进中国的历史，我所以愿意公布这段考证，乃是因为我相信在目前文化问题的论争上，这段考证可以轻易的使许多谬说变为可笑。

　　原来在中国传统上，千百年来，有一个妙传统，可以叫做“唱高调的传统”。这个传统的特征是：一件事不管事实上是否行得通，只要高调唱得好，大家就纷纷拍手，说他是“圣人”、是“教主”、是“大儒”。

　　在“唱高调的传统”里，我们从历史上可以找出许多大题目，比如“天人合一”啊、“内圣外王”啊、“郅治大同”啊……多得是。

　　这些大题目，唯一的用处是可以做一些文人的敲门砖，使其中一部分脱颖为“圣人”、“教主”或“大儒”。至于对题目本身来说，虽然在每个题目下都堆了一堆臭八股，可是“天”、“人”还是没“合一”起来！

　　妙处就在这儿，正因为“天”“人”根本就无“一”可“合”，所以历代的文人们才可以摇头摆尾的大作文章；正因为“大同”

　　达不到，所以大家才愈谈愈起劲！

　　“唱高调”的结果是，中国人的精神开始分裂了、人格开始多边了，大家都学会了纸上写和口上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又是另一套！

　　所以，流风所及，一个屠户，可以挂着羊头，卖他的狗肉；一个皇帝，可以打儒家的招牌，演法家的戏法；一个国粹家，可以领美国人的津贴，大骂别人崇洋媚外。可是，大家谁也不警觉，大家还是唱高调。

　　大家把调儿唱得高高的，然后钻进里面去陶醉。

　　所以，只要有人出了题目，大家就会打如意算盘。

　　在这次文化问题的论争中，中国文人老毛病又来了，许多人又唱高调了。

　　这个高调儿非常动听，它符合中国人的中庸气质，也接近中国人的大团圆思想，这个高调就是文化的选择论。

　　一些浮夸的妄人们相信文化可以自由自在的任意选择，可以一方面“发展自己之长”，一方面又“兼有人家之长”，这样“撷取中西文化之精英”的结果，可以“超胜古人、西人”而“创造中国的新文化”！

　　谁能说这个高调儿唱得不好呢？谁能说这不是如意算盘呢？谁不想占“取长舍短、择善而从”的便宜呢？

　　但在事实上能行得通吗？事实的发展能照我们的文化导演们来指挥吗？事实上如果行得通，我想我们前一辈的文化导演们，绝不会把“梅毒”选进来！由此可见，“取长舍短”的好梦也只是好梦而已，曲终梦回之日，却是梅毒满身之时，“择善而从”云云，岂不是空话吗？

　　在一个优势文化的猛扑下，落后地区是没有办法妄谈选择的，好的固该笑脸迎，“坏”的也要和血吞。它们的“缺点”与“流弊”不是落后地区可以“预防”的，这种难题在理论上似杀风景，但在事实上却的确莫奈何！尤其对有过“汉唐雄风”的落后地区，更是如此。在这种优势文化的猛扑下，多少汉家的好儿女，莫不摩拳擦掌，想在西化的大河下做一块中流砥柱。

　　用讨价还价的手法，买椟还珠的努力，挽一挽既倒的狂澜。他们用力之勤、用心之苦，是可以佩服的；但那种不管事实上能否行得通，却硬在理论上炒陈饭的劲儿，却是可怜的！

　　更可怜的是，当他们都在大做好梦的时候，有人出来说：

　　“梦固然好，可是究竟是梦！”于是他们光火了，于是他们说，这个讨厌的青年人是浮夸的、是“文化太保”。

　　听到他们这样骂我，我笑了。我笑就拿“文化太保”四个字来说，这就是一个被“西化”了的专有名词：“文化”二字在中国古书里，本是相对于“武功”的一种狭义解释〔注八〕；而“太保”两字，本来是一种官名或师巫〔注九〕。换句话说，这两个词汇在现代化的潮流里，已完全失掉它们的原始意义，“文化”已变成拉丁文cultus、德文kultur、英法文culture的意译；“太保”已变成德国纳粹Gestapo（盖世太保）的音转。可见在不知不觉间，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小小的一两个词汇都要受到洗礼，我不信还有什么高调，能挡得住那江河浩荡的西潮！

　　　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文星》第五十八期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

　　〔注一〕关于“梅毒”的研究，进一步的文献可看：

　　a.Richard D.Hahn and Joseph Earle Moore,“Sypilis”in A.E.SmithandP.L.Wermer（dse.）“Modern Treatment”（New York,London,1953）.

　　b.Thomas Paran，“Shadow on the Land：Syphilis”（NewYork,1937）.

　　c.Nels A.Nelson and G.L.Crain，“syphilis,Gonorrhea andthe Public Health”（NewYork,London,1938）.

　　d．Evan w.Thomas,“Syphilis:Its Course and Management”with bibliography（New York，bendon,1949）.

　　〔注二〕日本Okamura、Noohi两人说梅毒在一五0五年进入中国，是葡萄牙商人到东方来做买卖，经过印度时传染上的。

　　〔注三〕见《汉书》司马相如传，其实消渴乃今日的糖尿病。参看《医剩》引王世懋《二酉委谭》。

　　〔注四〕李白《流夜郎赠辛判官诗）：“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六贵同杯酒。”

　　此诗中“花柳”乃指花街柳巷。“花柳”当病名来用始自日本人。

　　〔注五〕孙思邈（唐人）《千金要方》：“治阴恶疮，以蜜煎甘草未涂之。”又窦汉卿（宋人）《疮疡经验全书》：“霉疮由于与生疳疮之妇人交合，薰其毒气而生。”这些记载都充分表明了中医那种“医者意也”的妄断。

　　其实唐宋人此类文字只是指风疠疥疮风等病而言，并不是梅毒。

　　〔注六〕其他关于梅毒的史料，明清两代很多。重要的有《人身图说》，韩悉（对不起，不会打，上矛下心）的《杨梅疮论治方》，鄂尔泰奉敕撰的《医宗金鉴》，嘉约翰的《花柳指迷》等。

　　〔注七〕《霉疮秘录》的作者，在他的书中“总说”里写道：“余家世业医，自高祖用和公至不佞已八世，方脉颇有秘授。独见霉疮（即梅毒）一症。

　　往往处治无法，遂令膏梁子弟，形损骨枯，口鼻俱废。甚则传染妻子，丧义绝育，深可怜惜。于是遍访专门，亦无灼见。细考经书，古未言及。究其根源，始于午会之未，起于岭南之地。至使蔓延通国，流祸甚广。”

　　〔注八〕《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束哲《补亡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

　　〔注九〕《书经》“周官”：“立大师、大傅、太保，兹唯三公。”《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师、大傅、太保，是为三公。”又《姚氏纪事编》：“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三月上谕：‘严禁五圣庙，革除太保。’”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文星》五十八号（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同年十一月十二号，我同尚勤逛台北牯岭街的书摊，她发现一本美国海贝植（LeRoyF.HeimburgerM.D.）的《梅毒详论》（Syphilis），是民国十三年中华医学会发行的。书前有一章《梅毒的历史》，其中一段话可资参考。

　　有谓中国古代史上已载有梅毒之病症，在西洋史上首先发表者为香港法国领事Dabry氏，时在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氏又谓在那稣降生前二千七百三十六年之黄帝所著内经内曾引述之，但王占民医士则谓其无据，且谓中国古代之医学书上从无论及梅毒病之只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