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柴静

李长明

于英

余洋

　　被采访人：

　　陈吉平 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精神病院 院长

　　李长明

　　曾群福

　　余洋

　　受害者家属

　　余洋的母亲

　　余洋的父母

　　曾群福的邻居

　　精神病人的儿子

　　罗南丛的哥哥

　　彭长彬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邓关镇 镇长

　　曾国芳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邓关盐业社区居委会 主任

　　孙东东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演播室：

　　四年前，在江西省万载发生爆炸案，死亡42人，在去年的北大幼儿园发生砍人事件，伤亡18人，这样的伤害案件的制造者都是重性精神病人，据统计，每一年类似的严重肇事肇祸的事件超过一万起，而在中国有1600万这样的重性精神病人，他们当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酿成惨祸，我们选择了四川自贡进行地区调查，在争得了精神病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和医生的同意之后，我们进入精神病院拍摄，在那里，我们记录了危险和悲剧，伤痛于反思。

　　解说：这是位于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西南的一家精神病院，2005年的8月，《新闻调查》的记者来到这里。与其他医院不同的是，精神病院的病区用栏杆和铁锁与外界隔离开来，据院方介绍，目前医院一共住了54名病人，来自自贡市的各个区县， 其中80%是因为有暴力倾向收治进来的，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入院前就发生了严重的暴力行为。

　　记者：涉及到暴力事件、杀人犯罪的有多少人？

　　陈吉平：有15个人。

　　记者：有15个人，涉嫌杀人的精神病患者有多少个？

　　陈吉平：目前有八名。

　　记者：有八个。

　　解说：我们在医院的病历记载中看到，这些发生严重暴力行为的病人都患有精神分裂症重型精神疾病，所谓重型精神疾病，是指病情发作时精神障碍严重影响精神活动，导致对自身和客观现实不能正确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身行为的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双相心境障碍、癫痫性精神障碍等精神疾病。根据统计，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中有30%至40%会产生暴力倾向。在这个精神病医院当中，我们选取了几个个案，我们试图走近他们，过去那个躁乱瞬间的记忆是否还停留在他们的头脑当中呢？。

　　李长明-----26岁， 2004年1月，将一环卫工人打死。

　　记者：那你怎么会杀那个环卫工人呢？

　　李长明：我没有杀。

　　记者：你不知道自己杀了人吗？

　　李长明：不知道。

　　记者：你没有记忆是吗？

　　李长明：嗯。

　　记者：那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被送到这个地方来吗？

　　李长明：不知道。

　　解说：这里就是位于自贡市区的簸米湾隧道，2004年1月的一天，一个正在搞清洁的环卫工人被流浪至此的李长明用木棍打死，出事后，经过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李长明被公安机关送到了富顺县精神病院。许多精神病人在神智恢复之后，对于过去自己的所作所为都似乎失去了记忆 。

　　曾群福，自贡市大安区和平乡金子村人，2002年将本村的两个孩子杀死。

　　记者：那两个孩子都很小他们也没有伤害过你，为什么要伤害他们呢？

　　曾群福：记不清了。

　　记者：什么都记不得了吗？你当时能听见他们的喊叫吗？有这个印象吗？

　　曾群福：没有。

　　记者：一点都没有。

　　解说：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不愿意回忆过去那个瞬间，还是那个瞬间已经彻底在他们的记忆中消失，到底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终结无辜的生命呢？

　　余洋：脑筋里头有个鬼，始终听见一个不干不净的东西。

　　解说：余洋，自贡市邓关镇人，2004年一个夜晚，将正在熟睡的妻子杀死。

　　记者：你说你好像听到房顶上有人在作案的响动？

　　余洋：嗯。

　　记者：然后呢？

　　余洋：我把门关了一下，还是觉得有人要整我。

　　记者：那你怎么会，就是伤害你妻子呢？

　　余洋：就害怕（房顶上那个人）欺负她。

　　记者：你认为你这样是在保护她吗？

　　余洋：没想那些。

　　解说：余洋在用菜刀杀死妻子之后点燃了衣物，并最终把自己的房子烧毁。

　　记者：你当时把这些衣服烧了是想干吗？

　　余洋：火烧起来，烧起来他就跑了。

　　记者：你当时认为把火点起来这个人就会跑？

　　余洋：嗯。

　　解说：余洋的叙述让我们听起来感到有些难以相信，但正是这些幻听或幻觉往往成为导致精神病人发生严重暴力行为直接原因，在医院的病历记载中，我们看到一个把侄子杀死的病人，称“树上的小鸟告诉我，只有杀死她，人类和家庭才能得到幸福 。精神病人造成的伤害案件就这样时常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来自公安机关的统计，目前我国每年重性精神病人的严重肇事肇祸案件已经超过万人次。

　　解说：精神疾病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是指各种因素影响下大脑功能的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的不同程度的障碍。上百年来，人们都在探索精神病的成因和治疗办法，但直至今天，大多数精神病的发病机理还是不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精神障碍的患病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精神卫生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全球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而那些有暴力倾向的重性精神病人，他们给家庭和社会的伤害往往会更深。

　　解说：这就是精神病人曾群福所住的村子。三年前，他在这个河边杀死了两个六岁的孩子。在村民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两位失去孩子的母亲，几年过去，他们都又有了新的孩子。但当他们知晓了我们的来意后，却坚持不愿回忆那段往事。

　　受害者母亲：算了，没什么说的。

　　记者：大姐，你是不是觉得不太愿意想以前的事啊？

　　节说：我们理解两位母亲的心情，并尊重了她们的意愿。

　　解说：这位一直在一旁哭泣的老人是其中一个孩子的外婆，老人领我们来到家里很久已经不住人的老房子，她给我们找来了外孙的照片。

　　记者：几岁了？

　　受害者家属：这张相片是他五岁的时候照的，他六岁的时候还没带他去照过像。

　　记者：出事的时候几岁？

　　受害者家属：死的时候六岁多点，刚上学26天。

　　记者：这照片一直放在这里？

　　受害者家属：对 一直放在那里。

　　记者：您这几年就没敢看这个照片？

　　受害者家属：都不敢看，想着看太伤心了。

　　解说：老人告诉我们，三年前，孩子是在放学的路上出的事，那天，四五个孩子遇见了正在水坝闸口闲坐的曾群福，处于发病状态的曾群福用砖头将两个孩子砸死之后抛到旁边的河里。

　　受害者家属：我每时每刻都想到他，哎呀 孩子死的时候那心情是怎么难受啊，我都承受不了。

　　解说：孩子的意外身亡留给亲人的是难以消逝的悲伤，那么在这次打死孩子之前，曾群福的病情到底怎样呢？在村里，我们找到了曾群福的家，但房子已空无一人。村里人说，曾群福出事后不久，他的父母就带着孩子远走他乡 ，我们向周围的邻居打听了曾群福的情况

　　记者：打扰了，谢谢，我们想问问您曾群福得病多少年了？

　　曾群福邻居：得病哪得了很多年了。

　　记者：很多年，那他以前伤过人没有？

　　曾群福邻居：爱砸东西，电表这些都砸烂了，我们家这个门就让他砸烂过。

　　解说：邻居介绍，曾群福离婚后患上了精神病，患病的几年间就不时地在村中滋事，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会酿成了杀死两个孩子的惨剧。重性精神病人难以预料的自伤或伤人行为所带来的伤害不仅让受害者难以接受，也给亲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我们又找到了自贡市邓关镇的余洋家，余洋的母亲带我们来到余洋原来的住处，这里曾经被大火焚毁，如今虽经整修，但已是荒草丛生。

　　于洋母亲：我看见这个屋子就想到我的儿子，想到我的媳妇。

　　解说：那场大火几乎烧毁了家里的所有东西 ，我们甚至没有找到一张家里的照片，夫妻俩唯一可找到的合影就是结婚照上的这张照片。

　　于洋母亲：我这个媳妇是最孝顺的，儿子也是最孝顺的，不知道为什么得了这种病。

　　解说：事隔一年之后，老两口依然难以接受这一变故。

　　记者：他没病的时候家庭关系好吗？

　　余洋母亲：他两个的关系好，哪个都知道他们两个的关系很好，出事的头天晚上他去接我的媳妇。

　　记者：你现在住进这个精神病院之后想起过你妻子吗？

　　余洋：想起 经常想起，全部都是我的错，回忆起这个事情，自己感到很后悔。

　　解说：余洋原来是邓关盐场的职工，几年前工厂倒闭，余洋也和大多数职工一样买断了工龄，下岗待业，正是工作的事情诱发他得上了精神分裂症，几年来，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夫妻俩始终恩爱，谁也没有想到，病情发作的余洋最终伤害的是他最亲密的爱人。

　　记者：在出事之前那几天你们见过余洋没有？

　　余洋母亲：见过，头天晚上还卖鱼呢。

　　记者：有没有觉得他跟平常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余洋母亲：不晓得，因为我们没有跟他们一起生活，没有。

　　解说：到底是什么让余洋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家庭呢？目前精神疾病的治疗以药物为主，据研究报告，只要经过规范治疗，约有80%的病人能够临床治愈，但即使是临床治愈后的病人也需要长期的追踪治疗，停药造成的复发比率可能高达80%。据了解到余洋是1999年得上的精神病，当时也曾经住院治疗，但在之后的四年里余洋就再也没有服过药。

　　记者：你后来没有长期服用这个药？

　　余洋：我就没有长期服。

　　记者：为什么不呢？

　　余洋：因为那个药吃了以后有副作用，吃了以后发胖，所以就没有长期服。

　　解说：在这家精神病院，我们又采访了其他涉嫌杀人的精神病人，发现像余洋一样，一他们在发生严重暴力行为之前，也都没有接受过有效治疗。

　　记者：在这个发病之前去过医院确诊没有？

　　精神病患者：搞忘记了。

　　记者：你家里人也没有把你送去过吗？

　　精神病患者：拿过药。

　　记者：用过药是吧，拿了药吃停了就没有去看？

　　精神病患者：好了就没有去拿药。

　　记者：你后来就没有再服过药啊？

　　精神病患者：我这几年之间没有服过药。

　　记者：你呢，一直服过药没有？

　　精神病患者：没有，好了嘛 好了就不用服药了。

　　解说：擅自停药或者不接受任何治疗的重症精神病患者就会像一个隐藏在人群中的炸弹，不知道甚么会刺激他的神经，随时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危险。

　　解说：我国现有重性精神病人1600万，，只有约20%的病人能得到及时治疗，大多散落在社会上的重性精神病人随时有可能给自己或他人带来伤害。由于精神病人没有自知力，我国法律规定，精神病人的家属要承担监护责任，那么现实情况又怎样呢，我们选取了曾群福和余洋的家庭进行了调查？

　　记者：他父母多大年纪了？

　　曾群福邻居：他妈今年60了。

　　记者：60了？

　　曾群福邻居：嗯。

　　记者：他们两个老人能不能管的了这个儿子？

　　曾群福邻居：管不到 管的到什么呀。

　　记者：他在这个村子里，也没有其他兄弟了？

　　曾群福邻居：没有其他兄弟，只有两个姐姐 一个妹妹。

　　记者：那能管的了他吗？

　　曾群福邻居：管不到 管不到，都没有在 都到外面打工去了。

　　解说：就象曾群福一样，精神病人多数都正值壮年，而他们的监护人往往都已年迈，而且我们发现身为监护人的家属，对于精神病医理知识却知之甚少。余洋的父母在出事前就知道儿子停药多年但并没有当回事。

　　记者：你们家里人怎么不监护他一直服药呢，连续服药呢？

　　余洋母亲：他最反感你让他吃药。你怎么不喊我吃点别的呢？

　　记者：精神病人如果停药之后的复发率是非常高的，这个危险你们一直不知道？

　　余洋母亲：不晓得。

　　记者：按理说家里如果有一个精神病人，又有一些暴力倾向的话，你们可以找一些这方面的资料来看一看，或者去了解了解情况。

　　余洋母亲：没有 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文化，认不得字，我就晓得医好就医好了。

　　记者：你觉得就好了，就好了 就没有事了，你们从来想过他可能会复发吗？

　　余洋母亲：不晓得 不晓得。

　　解说：对于精神病医理知识的缺乏和对病情复发危险的漠视使得监护人难以真正实现对精神病人的监管，一旦病情发作，监护人只可能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我们了解到，余洋在杀妻之前就曾经有过病情发作的经历。余洋和曾群福就这样因为缺乏监管而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惨剧，那么，那些没有到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的监护情况又如何呢？根据统计，我国80%的病人就散落在社会上。在我们调查的自贡市富顺县，全县人口为101万，精神病人人数在900人左右。我们走访了富顺县的一个村庄，这个千人的村子有8个精神病人，其中2个有暴力倾向。

　　记者：得病有多少年了？

　　罗庆明母亲：20年了。

　　记者：20年了，每次得病的时候发作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

　　罗庆明：就是到处去走，一二十里 二三十里路，有时候都跑出去了。

　　解说：罗庆明告诉我们母亲会在每年春夏之交的时候发作，病情发作时时就会到外面乱跑，也曾经打到别人。

　　记者：万一你妈妈出点儿什么事情怎么办啊？

　　罗庆明：出事还不就出事啊。

　　解说：由于患病多年加上经济条件不好，每年母亲病情发作时，罗庆明也只是在到个体诊所开些药应付了事。在村子里， 我们又找到了病人罗南从的家。

　　记者：罗南丛在家吗？

　　罗难丛哥哥：没有。

　　记者：他人呢？

　　罗难丛哥哥：他人跑了。

　　记者：不在家里啊？

　　罗难丛哥哥：不在家里。

　　记者：什么时候走的？

　　罗难丛哥哥：不知道。

　　记者：去什么地方了？

　　罗难丛哥哥：也不知道。

　　记者：他经常这样吗？

　　罗难丛哥哥：是。

　　记者：就在外头跑？

　　罗难丛哥哥：嗯。

　　解说：罗南从的哥哥告诉我们，今年40岁的罗南从患病已经20多年，病情发作时曾经把修路工人打伤，但由于罗南从平时也脾气暴躁，家里人不敢管他。

　　记者：这些年怎么就不给他治一治呢？

　　罗难丛哥哥：你给他治他也到处跑，有时候你不一定能够看得住他，特别是我，对他来说我还有点怕他，我就害怕他打我。

　　记者：像他现在这么老是在外面跑，万一在外面出个什么事你不担心吗？

　　罗难丛哥哥：这个肯定要关心，我还是担心得不得了，害怕打到人，打到人以后，我们当哥哥的不说人家喊你要怎么样，汤药钱你要付嘛。

　　解说：走访中我们感到，精神病人的家庭境况确实令人同情，多年患病的病人带给家庭经济和情感的双重压力。但也发现在多数精神病人的家庭中，作为法定监护人的亲属都没有真正的尽到监护人的责任，精神病人基本上都处于失控的状态下。在一些报道中，我们还看到有的家属采取了这样的监护方式。而在我们调查中发现，当家属感到无力承担监护责任时，另外的悲剧还可能上演。

　　解说：这是一个曾经幸福的三口之家，但在2004年的3月30日，这天的深夜，患精神病18年的林川被妻子于英杀死在家中。事发后于英已被判刑入狱，我们了解到现在只有他们的儿子在家，这一天正是农历的7月14，我们来到他家时，在楼道里碰到了正在烧纸的小林。

　　记者：刚才我们来的时候你在楼道里烧纸是因为什么呀？

　　小林：去年我失去了两个亲人，一位是我的父亲，还有一位是我奶奶。

　　记者：你是祭奠他们？

　　小林：因为作为中国的一个传统吧，在七月半可以烧一些纸钱。

　　记者：想念你父亲吗？

　　小林：想，想象原来大家在一起最美好的时候的日子。

　　记者：那是什么时候？

　　小林：小时候吧很久以前。

　　记者：那时候你爸爸还没有得病是吗？

　　小林：对。

　　解说：照片上的林川显得很严肃，在小林的印象里 ，对父亲慈祥的记忆也已是久远的事情。

　　记者：你说你爸爸生病的时候，会变得很暴躁，他会伤害到你们吗？

　　小林：伤害我的时候没有。或许伤害过我妈。

　　解说：小林的母亲于英涉嫌故意杀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在四川省的某女子监狱我们见到了正在服刑的她。

　　记者：我看你现在也就刚刚50岁，但是你头发都已经花白了，什么时候开始白的？

　　于英：在外面白的快，在里头，在监狱的生活，比起农村 比起在家还要好得多。

　　记者：那在你看来难道监狱生活比家庭生活更轻松？

　　于英：比在家里更轻松，没有压力。

　　解说：于英说和林川结婚的第四个年头林川患上了一种叫双相性情感性精神病，从那天起，她在恐惧当中生活了18年。

　　记者：他通常发作的时候在家里是一个什么样子？

　　于英：就是一看到不顺心，就是砸东西呀或者逮着你拳打脚踢这些，而且他要吃啥，开口要 闭口就要到，你慢一点就跟你打起来。

　　记者：他多长时间发作一次？

　　于英：反正就是一个星期，个把星期，很勤很勤。

　　解说：尽管自己常常要遭受丈夫的打骂，但让于英更提心吊胆的还是林川一旦犯病就会到外面惹事，2002年，曾经把邻居打伤致残。

　　于英：把别人的耳朵击伤了，医了过后别人还不服，要起诉 我就给人家跪着求情，跟别人说看在我们家他是有病的人，你不要跟他计较，该赔我赔。

　　记者：你受到伤害或者说他攻击别人的时候有没有报过警？

　　于英：警察就说你该付汤药（费）就付汤药（费），该赔偿就赔偿，反正就是说是他不对，他是精神病人就把他放了走了，反正我是他的监护（人）只有找我算帐，每次都是这个样子。

　　记者：以你的能力，你能监护的了这样一个精神病人吗？

　　于英：我没有办法哪个来帮我嘛。

　　解说：为了维持生活以及应付丈夫不时造成的伤害赔偿，于英每天要打几分工。沉重的生活和心理负担让他几度想走上绝路。

　　于英：好多时候我都想的是干脆我就死了，我就在那个釜溪河畔我几次都想跳江，跳下去死了算了，但是我想到儿子还得需要我抚养。

　　解说：在恐惧和辛酸中，于英生活了18年，2004年3月30日的这个深夜，于英又一次遭到了丈夫的毒打。

　　记者：你觉得他那天打你跟平常有什么不同吗？

　　于英：就是更凶狠那是一个什么样子，拳打脚踢，拳打脚踢，用双手掐我，那脖子掐得根本气都出不到，我就想 死在你的手里儿子怎么办，我怎么办嘛，我就干脆不如，那个也是一瞬间的事情。

　　记者：什么让你觉得绝望了？

　　于英：十八年了，忍受了十八年实实在在的，我想我活得太累 太痛苦啊。

　　记者：那时候在你眼里你还想到过他是你的丈夫，是你儿子父亲吗？

　　于英：一切我都不管了。

　　解说：那一天，于英在给林川的牛奶里放了过量的精神病药物。

　　记者：你当时知道你自己是在杀人吗？

　　于英：不知道，我只有恨 恨 恨。

　　解说：在林川昏睡之后，于英用电线勒死了结婚22年的丈夫。

　　小林：我不愿相信我妈会做出那种事来。

　　记者：出事之后你怨恨过你妈妈吗？

　　小林：最初有过之后没有。

　　记者：为什么？

　　小林：因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也是件很悲哀的事，也很无奈，我甚至有一种很解脱的心理

　　因为不必每天再为我父亲他出去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把心揪得老紧。

　　记者：从小到大你有没有问过自己，究竟什么是你这个家庭这么痛苦的一个根源？

　　小林：就是我爸本身的病。

　　记者：在刚才你在烧纸祭奠你父亲的时候你会在心里跟他说什么吗？

　　小林：这件事情已经成了这样了，愿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快乐些吧，他在另外一个世界摆脱他那些烦恼的病，像他原来的时候那样过得很开心、很快乐。

　　记者：你呢？你失去了你父亲，你也没有办法在这些年里见到你的母亲，你还能快乐吗？

　　小林：我，我在学着快乐。

　　解说：现实生活中，象于英家这样的悲剧并非偶然，北京、桂林、甘肃，在我们调查的四川省自贡市，2004年1月到2005年6月间，就发生了两起家属把精神病人杀害的案件。这些家属选择用极端方式结束了他们无力承担的重负，甚至甘愿付出自由的代价。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由于精神疾病的特殊性，以及重性精神病人可能给社会带来的伤害，仅仅依靠精神病人亲属的监护是远远不够的。那么精神病人所在的村组或社区又是否能对其负担一些监护责任呢？

　　解说：曾群福的邻居告诉我们，曾群福到他家砸门时，他们就曾经向村里反映过。

　　记者：村里怎么说？

　　曾群福邻居：村里来了解，那个村长说，他精神病我们不好管，管不到。

　　解说：长期以来，精神病人生活在大众人群的视野之外，人们漠视他们的存在甚至包括他们可能带来的伤害，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即使是余洋这样曾经出现过严重的暴力倾向，也没有引起社区的注意。

　　记者：那你们作为社区的居委会负责人清楚他这个病情的严重或者危险吗？

　　曾国芳：当时我们不是很清楚，我就只从生活困难这个角度去给他考虑、去关心他。

　　记者：那你们后来有没有就是因为他有过类似的行为有没有格外的多一些防范或者对他多一些监管？

　　曾国芳：我没有，因为我只是跟他妈说孩子最近一段时间思想波动比较大，因为我们社区只有三个人，不可能说对于你某一个人我用什么力量来给你看管呢，我就只能跟你家里的监护人说。

　　解说：余洋杀妻之后，由于家里没有经济能力承担他的治疗费用，邓关镇政府负担了他的医疗费，但在此之前，余洋的病情镇里也不知情。

　　记者：在余洋出事之前你们清楚他的精神病史吗？

　　彭长彬：不知道。

　　在这么多年里头有没有做过精神病人这方面的具体统计？

　　彭长彬：对他们的数字、病情、医疗状况、监护情况这个我们都是被动式的，主动地去做还没有，一旦是事情发生了有这方面的反映了，要找政府救济，政府才掌握着这个情况。

　　解说：我国目前官方公布的重症精神病人的数量为1600万，但这个数字还是1992年调查得出的。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很多地方对于本地区的精神病人的数量、分布、状态都不掌握，也就谈不上对精神病人的有效监护了。当监护责任仍旧仅仅依靠家属，那些已经临床治愈的精神病人要重新回到社会时就面临着新的难题。

　　解说：余洋已经在精神病医院住了8个月，院方介绍依照他目前的病情可以出院了。但按照医院的规定，余洋是由邓关镇政府出钱送来治疗的，因而，只有政府才有接他出院的权利。但现在政府却在这个问题上有顾虑。

　　彭长彬：这个如果说他回来以后再产生这种情况就不好办了，像这种事情又不可能说专门去请一个人来护理他，这种情况现有的条件办不到，那么就只能靠自己的亲人，靠社区干部来对他进行监护。

　　记者：社区还会让他回来吗？

　　曾国芳：坦率地说，要是从我内心来说我是不愿意让他回来，当然从关心人道我应该关心，但是作为社区来讲，一个是没有经济能力来管理，二我确实也没有这个人力专门派人对你进行监管。

　　解说：这一天，余洋的父母到医院探望他，余洋向父母表达了想回家的愿望。

　　余洋父母：你妈也70多了我也70多了，哪个来监护你嘛，你犯了病怎么办嘛，怎么办嘛。

　　解说：最终余洋的父母还是 没有答应儿子的请求。

　　记者：你们现在从心里还希望他好了之后回来吗？

　　余洋母亲：我不希望他回来。

　　记者：他是你儿子呀？

　　余洋母亲：是我的儿子，我有那个能力吗？他病犯了怎么办，伤害到了别人又怎么办，伤害

　　到我家里人就算了，砍到我两个老的都无所谓，反正我们都老了死了就算了，万一砍到我的孙子，砍到外人又怎么办。

　　记者：那想起他心疼吗？

　　余洋母亲：怎么不难过嘛，我去看他一回，我回来起码是半个月睡不好觉，看到自己儿子是那个样子，哪个不心疼嘛，我也不想见他但是也想他，想他我确实没有这个能力。

　　解说：余洋遇到的情况并非个别，很多精神病人在符合出院条件都面临着无人接收的状况，

　　记者：你们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了跟我说说。

　　精神病患者：这个地方一年多了。

　　记者：一年多，你呢待了多长时间？

　　精神病患者：一年多了，去年5月12号到这个地方来的。

　　精神病患者我7个多月了，都有点想家了。

　　记者：你呢？

　　精神病患者：我两年。

　　记者：你呢？

　　精神病患者：一年多了。

　　记者：一年多了，想回去吗？

　　精神病患者：想回去。

　　记者：那你们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吗？

　　精神病患者：不知道。

　　解说：这些精神病人能否回归社会，回归社会后该有谁来监管，过去的悲剧能否避免重演呢？回到北京后，我们采访了长期从事司法鉴定和精神卫生立法研究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

　　孙东东：精神病人一个最大的特点 他与社会脱节，那么要想让精神病人真正地回归社会，减少他对社会的危害，那必须要让他适应社会生活。

　　记者：但是也有人会说我们可以尊重他们的权利，但是如果他们继续回到社区当中来我们无法保证他不会再发生类似伤害的事件，每一个人的安全都受到威胁那怎么办？

　　孙东东：那正常的刑事案件发生率远远高于精神病人实施危害行为的发生率，那为什么能容正常人就不能容精神病人呢，所以这实际上是个观念问题，精神病人回来，怎么能防止他构成社会危害，要督促他吃药 督促他治疗。

　　记者：这个督促的事情谁来做？

　　孙东东：家属，首先第一位是家属。

　　记者：可是家属没有这种监护能力的人应该怎么办？

　　孙东东：那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变更监护人，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政府来解决，地方政府，在发达国家，社区监护和家属监护是结合起来的，中间没脱钩。

　　解说：精神病人的监护问题越来越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例如在法国和德国，精神病院的医生要定期家访，对于可能产生暴力行为的病人及时上报 ，对其进行强制医疗。在瑞典，社区内精神保健所能够为所分管的居民提供一线诊疗及护理,在社区内，各种类型的精神病患者均可得到照料。

　　孙东东：与其到事后去补偿 赔偿，不如提前做好防范，所以西方人的观念是这种观念，因为我们国家的精神卫生法到现在还没有颁布，但是作为政府职责来讲，你管什么，你怎么管好你辖区内的精神病人，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也是维护你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演播室：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很多的精神病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包括政府官员对于精神病的了解都极其贫乏，根据专家的估计在中国1600万的重性精神病人其80%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他们就这样极其无助的生活在内心的黑暗里，随时有可能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我们期望于正在酝酿中的《精神卫生立法》能够解决现实问题，但是任何法律的基础都来自于社会公众对于现实的认知，而这样的认识取决于我们对于精神健康、对于公共安全，对于生命的基本态度。

　　总制片人：梁建曾 孙克文

　　制片人：张洁

　　编导：郝俊英

　　记者：柴静

　　摄像：李季 席鸣

　　录音：李宏卫

　　解说：姚宇军

　　助编：李想

　　责编：赵华 宋薇

　　合成：刘昕

　　策划主管：吴征

　　执行制片人：胡劲草

　　播出主管：孙金岭

　　监制：梁晓涛 庄殿君

　　总监制：孙冰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