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评论员

　　从神舟五号到神舟六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每一次壮丽腾飞，有这样一种精神不断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艰苦奋斗、勇于奉献。正是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托举起了一个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作为中华民族飞天梦想的实践者，费俊龙、聂海胜在太空中的一举一动，都吸引了亿万人的关注。这两位航天员，都出身农家——从田间劳作到太空飞行，他们巨大的人生跨越，简直就是中国航天的象征形象。

　　从农家孩子到飞行员，他们每人都克服了无数的困难，超越了无数的障碍。而从成为航天员到飞上太空，他们走过了一条更为艰辛的路。提起他们漫长而艰苦的学习和训练经历，两位航天员都是淡然一笑，说：与代表祖国探索太空的伟业相比，什么苦都不是苦。

　　太空飞行是辉煌的，太空飞行是艰苦的。狭小的飞船，复杂的操控，紧张的任务，无论怎么说也算不上一趟舒适的飞行。但，从杨利伟到费俊龙和聂海胜都说，有机会登上太空执行任务，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苦，不再是苦，而是变成了一种幸运，这是因为，有一个伟大理想在支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王永志说，这正是中国航天人共有的特点——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一代代都是这样。

　　年过7旬的王永志，几乎见证了中国航天的整个艰苦历程——在人类迈入航天时代之时，不满10岁的人民共和国，还是一个“吃不饱肚子”的国家。

　　火柴叫“洋火”，煤油叫“洋油”，钉子叫“洋钉”，回顾当时的中国，王永志说，在这种一穷二白、一没技术二没设备的情况下，中国航天人没有退却：没有大型计算机，就用手摇式计算机；没有办公桌，就趴在水泥地上设计图纸。一把老虎钳，两把锉刀，几张铝皮和几张三合板，外加十几支蜡烛和几把手电筒，便开始了中国卫星、火箭雏形的设计与研制。

　　“饥餐砂砾饭，渴饮苦水浆。”张爱萍将军生前这样描写过位于西北的“两弹”研制基地。在这里，一年内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最低温度零下40摄氏度。饥饿时期，许多人因为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浮肿病，浮肿的双腿在沙海中每移动一步，在发射架上每攀登一次，都十分困难……

　　但，最困难的年代，却是实验室灯光最明亮的年代；最饥饿的年代，却是创业者歌声最嘹亮的年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强不息的科技工作者实现了从原子弹、氢弹到人造卫星技术的一次次突破。

　　同样，1992年，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的时候，尽管中国已经掌握大推力火箭和返回式卫星技术，但对于载人航天，却几乎仍是一切从零开始。

　　中国航天人迎难而上：现代化的航天城拔地而起；高技术集成的飞行控制中心开始启用；苍凉戈壁滩，建起了国际一流的发射场；茫茫大草原，建成了安全可靠的着陆场……10多年时间，就实现了发达国家航天四十多年的跨越，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实现载人航天的国家，继而又在两年之后实现了双人五天太空飞行的新跨越。

　　越是伟大的工程，前进路上的艰难险阻就越多；越是辉煌的跨越，起跳的脚步必然倍加沉重。今天，当我们再次为神六飞船和两名航天员遨游太空平安归来，我国第二次载人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而欢欣鼓舞时，不能忘记这辉煌背后所凝聚的中国航天人的智慧、汗水和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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