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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老如是说
“其实我自己也想给读者指出道路的，只是没有办法，指不出道路，所以很痛苦。”
撰稿／陈思和
作者说明：昨天巴金先生去世，《新民周刊》要我为之提供有关巴金先生的资料。我从笔记本上找出一段于1990年初与巴金先生的谈话内容，当时我所写的《人格的发展——巴金传》出版不久，巴金先生阅读了该书后，针对书里所提到的一些问题所作的回答。巴金先生事先是作了准备的，所以我一进去，他就根据我所拟的问题作解答，基本上是他说我记录，偶尔有些插话。我记录下来是为了以后修改这本传记时用的，后来有一家杂志做世纪印象专栏，要去发表过。但好像巴金先生的文集里都没有收录，新近再版的《再思录》里也没有收录。但我觉得里面说到的内容，对于理解巴金先生的生平和创作是很有新意的。所以交由《新民周刊》重新发表。巴金先生的原话我没有改动，但对我的说明和插话却有所更动。特此说明。
1，问：我在《人格的发展》中有一段话是想描述您在30年代选择人生道路的困难和痛苦，我说，“1930年以后，他成为一个多产作家而蜚声文坛，拥有了许许多多相识与不相识的年轻崇拜者，但这种魅力不是来自他生命的圆满，恰恰是来自人格的分裂：他想做的事业已无法做成，不想做的事业却一步步诱得他功成名就，他的痛苦、矛盾、焦虑……这种情绪用文学语言宣泄出来以后，唤醒了因为各种缘故陷入同样感情困境的中国知识青年枯寂的心灵，这才成了一种青年的偶像。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巴金的失败就是巴金的成功。”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巴金：我常说自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对自己所走的道路，一直不满意。我在年轻的时候，常常想搞社会革命，希望对人类有比较大的好处。但有时想想，还是做一个作家，用笔写出自己心里的感情。我说过我不是个文学家，也不懂艺术，这是说真话。我拿起笔写东西，就是因为对社会不满，肚子里有感情要倾吐，有爱憎要发泄，我才写东西。但是有一点我没想到，我成为一个作家也许比较符合我的性格，所以是意外的顺利。
2，问：我觉得您创作《激流》等自传性小说时，是夸张了少年时代家庭的封建专制性，而不是您童年时代的实际的状况。
巴金：你说到我写作的“夸张”问题。其实我写小说与真实情况不完全一样。我接受了“五四”反封建的思想，用反封建的眼光去看家庭。譬如我的祖父，你有些想法很好。（指我在《人格的发展》中分析了巴金祖父其实是个思想开明的绅士——思和附记）不过我小时候从眼睛里看出去，祖父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在旧家庭中家长与子孙辈感情隔得很远，我只有每天请安时看到他，所以我把他当作封建的代表去写。还有我大哥，他在这个家庭里发了神经病，一个人坐在轿子里，把玻璃都砸碎。我那时一个人深夜在房里，听着这样的声音，心里很激动，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认识家庭的真相，开始学会把愤怒写下来，就是这样走上写作道路的。我大哥后来病一直没有好，他最后的自杀也与病有关系。我创作《家》的时候，大哥正好自杀。所以我写《家》就是反封建，并没有考虑其他问题。
但是写小说与写真人真事是不一样的。我在小说里攻击的是旧制度，不是对个人。我在小说里把二叔写成高克明，是个守旧派，其实我二叔对我们不错，他给我们讲解过《春秋左传》，讲过《聊斋》中《席方平》，也是教我讲真话的一位老师。我在《怀念二叔》里说过，在我们老家找不到一个老顽固了。
我写《家》最初是在报上连载，还没有什么压迫，但到写《春》的时候，国民党的控制就严了，如果再写《灭亡》这样的题材要被禁止，那时靳以创办《文季》，我就接着写封建家庭的东西，比较容易通过。
3，问：您好像翻译过蒲鲁东的《何谓财产》，但我一直没有找到这本书。
巴金：1929年，我从法国回来，译了两部东西，先是译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即《我的自传》，这是巴金译的第三部克氏的著作，前面两部是《面包与自由》和《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都由自由书店出版——思和附记），最初是由新民书局出的，接着就翻译了蒲鲁东的《何谓财产》，当时有个留法的朋友朱永邦，他回国后主持自由书店工作，我也在那里当编辑。他译了一部蒲鲁东的著作，吴克刚也译了一部。朱永邦建议我们把这三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一起出，由他负责联系。我们就把译稿交给他去处理，可是交出去后就没有下文了。不久，“一·二八”战事爆发，商务印书馆遭受炮火，许多书稿都被烧毁了。我有一部小说稿，也被烧掉。大约这三部译稿就此不存在了。《何谓财产》的前半部译稿，在《民钟》上连载过一些，我后来还为它写过一篇书评。
4，问：您与萧珊在抗战中走了很多地方，我写这一段时特别没有把握，不知道写得对不对？
巴金：萧珊在抗战时候三次到桂林。我们在1936年认识。抗战爆发后，我在广州编《烽火》，她也在那儿，我们一起在广州沦陷前夕逃出来，这是第一次到桂林。那是1938年11月。第二年我和她经过金华温州回到上海，我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她复习功课，不久就南下，与朋友抱朴的妹妹秦涤清一块到香港，转道越南进入云南，到昆明上大学。她先考上中山大学外文系，读了不到一年，就转到西南联大外文系，我在1940年去昆明看她，然后回到四川故乡。第二年暑假，我再次去昆明看萧珊，我们一起由昆明到桂林，还有一个男生王文涛在一起，这是第二次到桂林。我主要负责文生社桂林办事处工作，王文涛也留在那儿工作。萧珊在开学时又回昆明去继续读书。不过没过几个月，她第三次来桂林，再也没有去昆明，一直到1944年我们结婚。所以她大学没有毕业。
5，问：能否请您谈谈市场经济与文化出版工作的关系。现在商品经济对于文化出版的冲击很大，许多严肃的出版物都面临难以维持的问题，您在1935年与朋友办文化生活出版社时是怎样面对这些问题的？这也是文化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的问题。
巴金：文化生活出版社是在1935年办起来的。那时也有商品经济和文化市场的矛盾。出版不景气，文艺书籍，特别是翻译的文艺书籍，都找不到出版社印。人家都说现在没有人看文艺作品，我就不相信。后来编了《文学丛刊》、《译文丛书》，销路都不错。局面也打开了。现在出版碰到的问题主要是体制的问题。现在出版社人多，开销就大，那时人少，而且我们几个人都是义务的，没有人想赚出书的钱，一本书初版800本、1000本，本钱就不亏了。抗战时期我在上海，出版情况不好，印刷厂都很空闲，只要有稿子，排印很快，我那时编了好几本书，像艾芜、屈曲夫、罗淑的作品，都是那时编的。书印出后到大后方去卖，销路都很好。在广州时期，飞机每天在头上轰炸，我们照样搞出版工作，那时只要是对抗战有利，我们什么也不在乎。后来在大后方就困难一些，主要是邮寄不方便，但严肃的文艺作品还是受欢迎的。我的《憩园》卖得好些，其他的书大约也是初版1000本。那时出版物也混杂了许多色情的无聊的读物，我们出严肃文艺就是跟它们斗争。在《第四病室》里写到过这些。（巴金在《第四病室》的《小引》里说：“在这纸张缺乏的时期中，我们多耗费一些印书纸，使色情读物的产量减少一分，让我们的兄弟子侄多得到一点新鲜空气呼吸，我们也算是报答了父母养育之恩，或者照另一些人的说法，是积了阴德了。”——思和附记）我自己一生写文章，从来没有为了钱写过文章，可以说没有一篇是当商品卖的。
6，问：您一直说自己是个业余作者，这“业余”是什么意思？
巴金：我写文章也是有矛盾的，有时也很痛苦，过去批判我没有在小说里为读者指出一条道路。其实我自己也想给读者指出道路的，只是没有办法，指不出道路，所以很痛苦。我在解放后的大批判面前投降过。所以，现在我走成这个样子，并不是我的本意。（插话：“那么您在年轻时，有没有想象您到了90岁以后，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希望搞实际事业，对人类更有好处。（插话：“那么，按您的个性，假如您参加了实际的革命活动，您的结果可能会怎样呢？”巴金笑了。）所以，我说我充满矛盾呢，知识分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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