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 辉 闫文锋
12月1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艾滋病日。关于艾滋病的话题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我国正处在艾滋病大流行的前夜，艾滋病感染者估计累计人数为100万，其中病人有8万例。中国政府近日郑重承诺将出资对农民和城市中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的药物治疗。现已有6044人获得免费治疗。
目前国际上最流行而且比较有效的“鸡尾酒疗法”对于艾滋病患者而言不啻是一个福音。但是，该疗法所需的有关药品已被专利覆盖，有的药品专利保护项目高达30多种。如果使用进口的专利药品，一个艾滋病患者一年的治疗费用为4万元人民币，使用国产药每年需3500元。这对多是弱势群体的艾滋病患者来说真是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贵”。
就政府而言，仅按目前的8万人而且使用国产药计算，政府要兑现免费治疗的承诺，每年至少需要投入2．8亿元的药物专项经费，这已超过我国目前每年2亿多的艾滋病专项治疗经费。而且，治疗艾滋病的国产药品只有2种，从治疗的角度而言选择余地太小。如果不算今后继续感染的人数，要解决目前所有感染者的免费治疗问题，每年就需29．4亿元治疗费用。2001年，我国艾滋病专项治疗经费增至1亿元，现在看来仍显窘迫。政府身上的担子不轻。
我们在关注艾滋病的同时，专利药品又一次成为难以回避的话题。
早在1997年，艾滋病就引发了人们对公共健康与专利药品的大辩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此在WTO框架内展开了大角力。2001年底，WTO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出炉，点燃了人们抗击艾滋病的希望之火。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如何实施强制许可的无休止的争论又让人备感失望。今年8月，经过20个月的艰苦谈判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终于达成一致，允许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在公共健康危机发生时，利用强制许可制度生产专利药品，并且允许那些没有制药能力的成员进口。此举，赢得世界舆论一片叫好之声。
对此，有人认为，目前，针对治疗艾滋病的专利药品的强制许可是解决艾滋病肆虐所引发的公共健康危机与专利药品昂贵矛盾的一剂良方。
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需要正确理解TRIPS中的强制许可制度。”曾亲历公共健康与专利药品谈判的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副司长文希凯显然并不同意这种看法。她认为，我国现要解决艾滋病药品昂贵的首要问题，就是应该与专利权人进行积极的磋商，以争取获得能够接受的药价。在她看来，强制许可只是一种威慑手段，是在与专利权人的谈判难以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才会予以考虑的最后选择。“在我国，实施强制许可在法律上是可能的，但是还得考虑颁发强制许可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要彻底解决公共健康问题，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出路是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使自己具备药品生产能力。”文希凯指出。她认为，今年TRIPS理事会关于公共健康方面达成协议的执行与履行是发展中国家的一次机遇。我国应当通过适用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制度进一步增强控制疾病流行和解决公共健康问题的能力，为我国提高药品创新能力提供良好环境。
中国知识产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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