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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这个病，没人敢要他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贾林跟记者们说，要坚强地活下去，同时找个好工作，照顾好家人，回报社会。
回家后，他在客厅里支了张小床，开始了第二次人生。
已经退休的父母住着一套4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母亲和贾林六岁的女儿住大房间，小房间父亲住，客厅里摆了张小床后，就窄得只能过去一个人了。
贾林首先去找了办理过停薪留职的原单位，想要重新上岗，被拒绝了。接着，他又试着找了很多工作。“我什么工种都找过，本想挣点钱给家里，可是没有地方要我。”贾林后来跟电视台的一名记者说。
有一次，贾林找到一个汽车修理厂，说自己可以修汽车，老板说“你去修汽车，汽车修好了没人敢坐了。”贾林的家里人找了当地民政和劳动部门，但都没有回音。
“那几年整个重庆的就业形势都不好，人家一听说他是这个病，谁还敢要他。”大姐贾薇叹道。
母亲回忆，后来，贾林每天睡醒了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直看到屏幕上全成了雪花。
那段时间，他从不出门，也不跟家人说话。
虽然住在同一屋檐下，但贾林的父母并不清楚这个病的传播途径，兄弟姐妹也比较害怕跟贾林说话，贾林也自觉，吃饭有自己专用的碗筷，每次用餐，用一根干净的筷子将菜拨进自己碗里，远远地坐在一边吃，从不上饭桌，吃完饭自己洗自己的碗筷。自己的衣服也是自己洗。
贾薇说：“我弟弟是非常爱干净的人，他喜欢穿白衬衣，哪怕是不出门，天天呆在家里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半年后，贾林提出，想凑点钱去云南做生意，家人觉得他一个大活人整天守在家里也不是办法，就姐弟几个凑了15000元交给贾林。
两个月后，他再次回到重庆，身上已经分文不剩。
“最开始发现他不对劲的是我妈。”贾薇说，这次回家后，母亲发现贾林每次去厕所的时间都很长，而且每次出来后都神色怪异。
母亲把这个情况悄悄告诉了贾薇，贾薇向他求证，贾林承认自己又开始吸毒。他说挣不到钱，心情不好，不小心就又吸上了。
1998年，贾林再次出现一些综合症状，被家人送往重庆传染病医院。
这成了初新东最痛心的事。他在治疗结束后，一直保持着对贾林及其家庭的关注，“如果贾林当时能有一份工作，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了。”邝富国也曾为贾林的工作找过不少部门，都没有结果。他说，在对待艾滋病人方面，重庆市政府包括他做的事情都是第一次，一切都是在尝试，有的做法并不是所有部门都能认同。“如果有一套成熟的救助体系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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