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国美

　　艾滋不是急性传染病，不是政府下几道行政命令、采取临时的应对措施就可以产生作用的。非典防治触动的只是社会的表层关系或临时关系，而艾滋病防治涉及的是社会深层的关系，涉及到人的观念、行为和政策制度的艰难转换，需要长远的、整体的调整

　　要控制住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必须改变卫生部门单独应对、疲于协调的局面。2001年，国务院出台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已经提出了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行动方案，但是在有些地方和部门，艾滋病的防控工作依然被看成是和本辖区、本部门没有太大关系的事情。中国要成功应对艾滋病，必须真正实现多部门的合作

　　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非营利组织在管理社会、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将日趋增强。为使中国成功应对艾滋病，国家必须拓展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行动空间，培育公民社会，形成全社会参与的艾滋病防治氛围

　　中国应对艾滋病的努力已经进入第20个年头了。从“闻艾色变”到“关注艾滋”；从2000年国家1500万元的防治经费投入到2005年的8.01亿元投入，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与艾滋病的较量中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这是令世界瞩目的重要一步，因为艾滋病的迅猛增长已经使得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艾滋病防治具有了全球性涵义。但是，这也是艰难而漫长的一步，7773例已被确认和更多的未被确认的艾滋病病人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0年来，中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报告数不断攀升。从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到1995年累计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567例；从2001年的30736例到2005年9月底的135630例。在这些迅速增长的数字背后，掩藏着多少颗孤独而绝望的受伤的心灵，多少双惶恐、无奈的孤儿的目光？

　　面对中国艾滋病流行的严峻形势，联合国曾频频示警。1997年11月，联合国与卫生部合作完成的题为《迎战艾滋病》的中国艾滋病防治需求报告中就已提出，“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中国控制艾滋病的关键时期，如果我们现在不积极采取控制措施，将坐失良机。”但是，在21世纪的第一年，联合国的新报告在肯定中国各界积极努力的同时，毫不客气地作出了“收效甚微”的评价。2001年，中国进入艾滋病发病和死亡的高峰。2002年6月，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在北京以《中国艾滋病：危险的泰坦尼克号》为题发布了2001年中国艾滋病形势的最新报告。报告警告说，中国正处在艾滋病灾难的边缘，一艘巨轮正在撞向冰山。

　　2003年春天，SARS在中国爆发。中国公共卫生面临一场新的巨大挑战。在应对SARS的日子里，中国政府尊重公民的知情权、生命权等基本人权领域的态度，赢得了国际社会和中国民众的高度评价。在对SARS防治的反思中，不少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迅速战胜SARS，最重要的是由于政府高层的极度重视。在应对SARS的日子里，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干部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工作不力就地免职”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所有责任人员不敢稍有懈怠。为此，一些人追问，中国防治AIDS为什么不能像防治SARS那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强硬的行政手段？如果政府也能这样做，中国艾滋病流行的态势是否还会是今天这个局面？

　　应当承认，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国际社会的经验证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成功防治艾滋病，都离不开政府的政治承诺和政治决心。离开这一前提，成功应对艾滋只能是一句空话。但另一方面，用科学的、理性的态度来看，任何人都不难发现，AIDS不是SARS。AIDS不是急性传染病，不是政府下几道行政命令、采取临时的应对措施就可以产生作用的。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SARS防治触动的只是社会的表层关系或临时关系，而艾滋病防治涉及的是社会深层的关系，涉及到人的观念、行为和政策制度的艰难转换，需要长远的、整体的调整。

　　SARS以后，国家围绕艾滋病防治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四免一关怀”、“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以及“降低艾滋病危害策略”(如安全套推广、针具交换和美沙酮替代等)也开始得以贯彻，反映了国家在艾滋病防控问题上贯彻“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新思路。但是，正如吴仪副总理所指出的那样，目前“推行这些干预措施还存在认识上和工作上的障碍”。正是这种障碍，减缓了我们成功应对艾滋病的步伐。

　　AIDS不是SARS，也不是禽流感。无论是SARS还是禽流感，疫苗的研制成功已经让我们找到了有效应对的武器。但是，在AIDS面前，我们面临的挑战将是长期而严峻的。在世界上，尽管无数的科学家都在奋力拼搏；尽管各国政府都投入了巨额资金，但艾滋病疫苗这一人类翘首以待的科学武器，至今仍未有效制成。

　　中国能否成功应对艾滋病，不仅关系到人民安康和社会发展，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声望以及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价，进而影响到中国在全球的经济贸易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因此，我们必须加快步伐，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其一，克服认识上的障碍。国际社会和中国防治艾滋病的经验证明，要有效执行遏制艾滋病的政策、规划和应对措施，必须营造一个有利于控制艾滋病的社会环境，即将那些对艾滋病的威胁还不确定的、受到侮辱和道德谴责的人们感染或遭遇艾滋病威胁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限度；改变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与偏见，向错误的态度和陈旧的观念提出挑战；减少从事不安全行为者的社会压力，帮助更多的人主动接受艾滋病病毒检测和医疗服务。

　　其二，克服工作上的障碍。要控制住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必须改变卫生部门单独应对、疲于协调的局面。2001年，国务院出台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已经提出了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行动方案，但是在有些地方和部门，艾滋病的防控工作依然被看成是和本辖区、本部门没有太大关系的事情。所以，中国要成功应对艾滋病，必须从改变制度入手，克服工作上的障碍，真正实现多部门的合作。

　　其三，培育公民社会。在过去的20年中，全球发展的重心已经从经济建设转移到社会发展，公民社会在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明显。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非营利组织在管理社会、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将日趋增强。为使中国成功应对艾滋病，国家必须拓展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行动空间，培育公民社会，真正形成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艾滋病防治氛围。

　　(作者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组顾问、上海社会科学院艾滋病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