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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下午，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到广州购书中心为其出版的自传签名售书。他一不是明星政要，二不是商界精英，但却吸引了几百位热情读者到场。老人由于中风手颤，不能亲笔签名，只能以印章代替，但却没有一名读者有丝毫怨言，大家只是毕恭毕敬地等待。

　　这位老人，就是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学分制、转学制、插班制、导师制等一系列对我国高教改革影响深远的试验，都始自他和当时的武大。在被从校长岗位上免职17年之后，刘道玉撰写了《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昨天，记者和读者一起，当面领教了这位“高教改革狂人”不减当年的辛辣直言。

　　距离世界一流至少三五十年

　　一位当教师的读者问：“您认为当代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到底存在多大差距？”刘老毫不犹豫地说：“我认为，虽然国内很多高校都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但实际上它们距离这个目标至少还有30到50年的距离。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世界级大师、没有科学学派、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不可能被称为世界一流的。”

　　刘老还说，高教扩招不能搞“一刀切”，间间大学都分到任务，像重点大学就不应当承担，因为他们应培养少而精的研究型人才，反倒是普通大学、民办高校应当借扩招获得发展良机。

　　研究生大扩招此风气值忧虑

　　私下里，刘老还对记者表达了他对于如今高校纷纷要“向研究型大学迈进”从而大规模扩招研究生的风气表示忧虑。他认为，我国的大学基本没有明确的定位，大家似乎都认为“研究型大学”最风光，甚而认为研究生招生规模上去了就是目标达到，这是极大的误区！以美国为例，124所大学中研究型大学不到3%，却培养出了美国80%的博士生。研究型大学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发展，需要有高水平的科研能力作后盾，绝对不是用研究生数量来衡量的。

　　宁要“校长专家”不要“专家校长”

　　签售活动中，一个小插曲感动了大家。1988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蔡宏兵先生，专程带来了当年的毕业证，请刘校长在上面签章。因为在校四年倾慕刘校长所作所为，可毕业时正逢刘校长离任，蔡先生的毕业证上没有来得及留下他的签名。

　　在众多武大学子甚至同代其他大学学生心中，刘道玉有着这样的特殊地位。当年刘道玉花了很多时间来接待学生，他曾与校长办公室约法三章：凡是学生写来的信不能扣押；凡有学生求见不得挡驾；凡是学生举行的活动应当通知参加。他将其解释为，“一个大学，宁要校长专家，不要专家校长”，也就是说，大学校长应该职业化。校长要保证有充足的时间来接触学生和教师，心无旁骛地研究教育问题。

　　现在高教改革流于添枝加叶

　　刘老虽然去职已久，但对高等教育改革始终关注如初。他说，我对国内教育改革的现状是不满意的，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现在既没有推出重大的教育改革举措，也没有涌现出有代表性的教育改革实践者。媒体频频爆出的诸如“允许在校大学生结婚”、“45位博士生导师下岗”、“博士生导师拒绝招生”等，都是局部的、个别的改革，只是添枝加叶似的改革者，变一端而不变全体，没有触及到根本。我国教育改革的本源在于教育体制，需要教育部从根本上放权，而不是以计划经济的思想去指导教育。“发文允许在校大学生结婚？大笑话！这根本不需要教育部来管，不是有宪法、婚姻法规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