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现在报纸的一个版面会同时刊登农民工遭遇工资拖欠的报道与某个富豪榜发榜的新闻一样，眼下的高校每天也都在上演着大学生们贫富对比的“生活情景剧”。9亿农民与4亿城镇居民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正在1300多万在校大学生群体中间划上一道或隐或显的“沟”。在这个寒风渐起的季节里，我们把目光投向全国校园里270余万的贫困大学生。

　　大学生中的贫富分化日益明显

　　小唐是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的大三学生，每周他都要花一两天的时间去送水。骑上车，赶到学校水站，车后挂上一个用于安放桶装水的铁架子。约20公斤重的桶装水，他一次最多带上四桶，然后吭哧吭哧地蹬车穿过校园，到达目的地后，再一桶桶扛在肩上往办公楼或教工居住的小区楼里送。

　　红红的掌心，磨起了一层粗糙的茧，摸上去像是一位老农的手。日积月累，肩膀上也起了厚茧。“送水工可以说是勤工俭学岗位里最辛苦的，有时要扛上三楼、五楼，半天累下来，回宿舍再要上楼几乎都迈不开步了，在床上一躺下去都不想起来。但想到一天能有八、九十元的收入，可以补贴一点生活费，心里还是蛮有劲的。”

　　小唐来自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县的贫困农村，父母在家养鸡种地，抚育四个孩子长大成人。作为家里的长子，他说，父母已经竭尽全力，大学里的生活要靠自己维持。

　　仗着自己有一副健壮的身板，小唐一入学就在学校20多类勤工助学的岗位中选择了送水工作，“送一桶水就能拿3元钱，比较划算”。

　　与小唐蹬自行车大汗淋漓地送水不同，同在华师大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学生小余却每天开着丰田车上下课。

　　这种场景在如今的高校已非罕见。像小唐这样的贫困生占大学生总数的约20-30％，而如小余一般条件优越甚至生活"豪阔"的学生也不在少数。他们闲时会将笔记本接上宽带，下载某位乐坛明星的新歌，然后存进索尼MP3或MP4里边走边听。和贫困生争分夺秒挤时间勤工助学不同，他们一到周末就和朋友出游、逛街，可能在品牌服装店花数百元为自己添一件线衫，寻找一家像样的菜馆享用晚餐，去“钱柜”唱歌或是在酒吧里坐聊。小余说，“一个月下来光生活费消费两、三千元，一般不算多！”

　　华东师范大学学生辅导员刘晓丽博士认为，如今大学生中的贫富分化日益明显，在上海这样经济相对发达、大学密集的城市就更加突出。

　　关注高校贫困生的“软贫困”

　　据观察，在贫困生群体中，存在一种心理、生活和学习态度上的分化：一部分出身寒门的高校学子通过勤工俭学和发愤苦读，赢得众人的刮目相看；同样也有不少内心敏感的贫困生因一时的经济困难和心理困惑，从此放任自流甚至自暴自弃，不断地逃避，不断地感叹生活的空虚和无奈。

　　从社会学的角度讲，贫困不只是单纯的经济困难，即硬贫困，而更主要是驾驭和调动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较低，即软贫困。

　　专家指出，贫困生所要面临的社会关系不仅包括对物质资源的调动和利用，而且包括对信息技术、人际关系的协调和把握。当一个人因这一套关系失衡而导致他无法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时就体现为“软贫困”，换句话说就是“精神贫困”。

　　华东师范大学勤工助学部主任王骏分析认为，目前高校贫困生的“精神贫困”主要有三大表现：

　　一是自我封闭。上海交通大学农学院的大三学生陈恩桃在学校多个社团和部门兼职，他说：虽然这些协会、部门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接触他人、融入学校和社会的机会，但很多贫困生似乎不愿意加入到这些团体中来。

　　华东师范大学农学院的一位学生小李就是这样“心向往之，人不能至”的一个例子。他说，许多协会、部门常常组织活动，一起吃饭或者一起出游，无奈囊中羞涩，又不像“城里人”那么擅长交际，那样“肯定过得很郁闷，还不如不参加”。

　　二是对虚拟世界的沉迷。高校贫困生中存在一种“分化”。一部分刻苦好学，成绩拔尖，而也有一部分人则“郁闷地”远离人群，整天与电脑为伍，聊天，游戏，无所事事地打发光阴。

　　小李说，自己在网络游戏方面“绝对是高手，在虚拟的空间里能享受到胜利的感觉”。但他说，玩了一天在深夜关机睡觉的时候，“常常有一种空虚感，想到家里在地里辛劳的父母的时候，还会有一种犯罪感”。

　　三是对社会和城市的隔膜。一直坚持在学校送水的小唐坦言，自己毕业后不想回家工作，但对上海这样的城市又“没有感觉”。

　　小李说，自己其实心里很想跟别人，尤其是家在上海的同学交朋友，但除上课外，和同学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一是怕被人看不起，二是也没钱和同学一起出游、娱乐。于是两年多了，朋友的圈子依然仅限于同乡和室友，有时会“感觉很孤独，很无聊，在这座城市生活好像没有意义。”

　　谁给贫困生贴上了“贫困标签”？

　　长期潜心研究教育问题的熊丙奇教授说，贫困生的心理一般很脆弱，突出表现为他们的“自尊心”比其他同学更强。

　　然而，我们高校有时无意中却伤害到了他们。

　　“凡贫困生买手机者，不能享受国家高额奖学金。”东华大学2005年《学生手册》上赫然标明的这一条款，提倡节俭、反对浪费，看似合情合理，却引起了校内诸多贫困生的质疑和不解——难道贫困生就一定要被贴上“消费标签”吗？

　　东华大学二年级学生小红（化名）怎么也想不通， 在手机日益成为普及性消费品的今天，便宜的不过几百块钱，却因背负“奢侈”的“罪名”，让自己失去了获得高额助学贷款的机会，这让她很失望。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小红，父母均为农民，靠种田为生。人在学校，每周定期当家教成了她解决学费和生活费的主要经济补充。“当时为方便联系家教，我咬牙花了700元买了部手机作为通讯工具，没想到这竟成了我申请国家奖学金的最大障碍。”小红说。

　　熊丙奇教授指出：“如果以剥夺贫困生正常消费需求为前提进行帮困，无异于变相的歧视。贫困生应该得到与其他学生一视同仁，而不应打上低消费‘标签’，否则既不利于维护校园形象，也将使‘民心工程’失掉‘民心’。”

　　按照教育部要求，高校有义务为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提供无偿资助；而哪种学生属于无偿资助范畴就得由学校说了算。由于贫困生群体具有隐蔽特征，进行贫困生的判定向来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学校帮困资源，尤其是国家高额资助有限，这无疑束缚了学校的‘手脚’。以东华大学为例，学校共有1000多名特困生，而国家奖学金仅有170个名额，而真假贫困生难以识别。为了将有限帮困资源有效利用，学校不得不‘擦亮眼睛’。”东华大学学工部主任王克斌说。

　　现阶段，我国社会的诚信体系建设不完善，有些地方政府一包烟甚至一句话就可“变通”帮助开具贫困证明。王克斌透露，为保证帮困的公平性，东华大学试着在保留证明的前提下，以辅导员观察、班委推荐、宿舍长检验等方式作为补充来筛选“贫困生”。

　　“以往学校出现过这种情况：有手机的学生申请到了奖学金，而无手机的学生却未能申请成功，这引发了不少贫困生的抗议。学校为了尽量‘摆平’，最终在奖学金申请条件上加上‘未配备手机’这一附加条件。"王克斌无奈地解释着学校的两难境地。

　　据记者了解，很多高校即便不明文指出，也暗自以是否拥有手机等所谓的“奢侈品”作为判定贫困生是否能申请资助的“潜规则”。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表示：“配有手机者不可享有资助”之错不在高校，其根源在于高校资助资源“僧多粥少”。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紧开拓社会资源，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熊丙奇则进一步表示，高校帮困是一项“民心工程”，学校应从“强权关心”转变为“人文关怀”——以学生为本，鼓励学生购买与生活、学习密切相关的用具，而不能以所谓的“高消费”为由，处处设限设卡，以道德名义对贫困生进行有意无意的歧视和伤害。

　　“高校设置绿色通道、奖学金等方式助困，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打造‘无形的绿色通道’，让贫困生摆脱‘贫困标签’生活，才能使帮困的效果真正得以体现。”

　　“走过去，前面是个天。”

　　几年前，有部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叫《上海一家人》，主题歌的前两句是：仰起头，先把泪擦干；走过去，前面是个天。如今这话用在上海交通大学的陈恩桃身上却十分贴切。

　　接过记者递过去的一杯水，陈恩桃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完，连说“太渴了。”整个上午，他从市郊赶到位于市中心的上海市第二中学，为20名市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义务补课。

　　“我也是贫困生，我喜欢与这样有类似经历的人一起交流，或给他们一些帮助。”他的话里透着一股豁达。

　　这份豁达来得不容易。2003年9月，他从四川自贡市的边远农村独自来上海交通大学农学院报到。当时的学费是7450元，可陈恩桃携带的银行卡里一共仅存有6000元，这还是父母到处借钱凑起来的。幸好，学校的绿色通道和助学贷款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不过，接下来的现实却让他时时身处窘境，随之而来的是挥之不去的一种心理自卑和自闭。

　　他说，走进学校的超市，看着满货架的东西，他觉得件件都贵，实在“下不了手”，转悠了半天，然后在服务员略带鄙夷的眼光中低头离开；同学相互招呼着去专卖店买衣服，他只有一个人偷偷地到附近的地摊上去逛，否则一件名牌衣服就足以让他“倾家荡产”；他还拒绝了和同学一起去打球的邀请，因为连一双球鞋都没有……

　　跟许多贫困生一样，他的内心变得自尊而敏感。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不爱跟人交流，尤其“不愿跟上海人说话”，他说：“我的普通话带着很重的家乡口音，语速又快，怕被人嘲笑，而且我和他们也没有太多共同话题。我不喜欢作为一个贫困生被他们看到和谈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恩桃都将自己封闭起来。他喜欢离开学校，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做家教，把周末的时间都抛掷在校外，“最多的时候做8份家教，既是为了打工赚钱，也是为了远离人群，避免他们的语言和眼光触到我的痛处。”

　　不过，当家教的经历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收获。“我走进很多城里人的家庭，在给孩子辅导的过程中，亲眼见识了城市里的贫穷和富裕家庭的居住、生活状况。许多人都在艰辛而体面地活着，贫困生凭什么要自卑自闭？”

　　从“外围”了解了这座城市的“底细”后，他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融入到学校的生活中去。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他做过学校图书馆阅览室的值班员、楼道清洁工、网络管理员、学生事务中心助学部的干事等，同时，还担任了插花协会的会长。

　　“多种勤工俭学和协会的工作，在解决我经济困难的同时，也极大地锻炼了我的能力，促使我尽快融合到学校这个整体当中去，收获一种成就感、认同感与归属感。”

　　在物质上和精神自我脱贫的同时，陈恩桃想到了帮助别人。眼下，他资助着湖北罗田县、安徽宿松县和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纳林希里镇等地的三位贫困中小学生，每学期共为他们垫付500元学费。此外，他还在申请明年10月份去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支教一年。

　　在学校，陈恩桃已并不在意别人叫他“贫困生”。他说，自己在心理上早就“脱贫”了，不惧人言，“说到底，既然都在一个学校里，大家都有平等的奋斗机会，都可以由此改变自己的命运。”

　　有关统计显示，截至2004年底，仅在上海45.2万名全日制本科生中，就有7万人的家庭月人均收入在400元以下，其中有3.5万人的家庭月人均收入更是在最低生活保障线295元以下。而在全国，在校的贫困大学生多达270万人。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的邓赐平博士是青少年心理研究问题的专家，同时也是个从贫困中一路走来的“过来人”。1987年，他从福建的偏远农村考入华师大。他说：“那时的校园环境比较单纯，我靠一点奖学金就可以维持生计，‘清心寡欲’地把书读好。现在面对着这么高的学费和生活费用，以及非常复杂的环境，贫困生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会有产生一道道‘坎’，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理直气壮’地保持一颗不断追求向上的心。”（完）

(责任编辑：dihu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