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左）与戴高乐总统

1964年1月27日，法国《世界报》刊登了中法建交公报，这份报纸后来成了中国驻法使馆的收藏品。

　　法国密使骗过中情局

　　20世纪60年代，随着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大，法国戴高乐政府决定抛弃败逃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与新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戴高乐心里很清楚，法国要与新中国建交，必须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为使蒋介石心里有所准备，1963年秋，戴高乐通过法国驻台“大使馆”转给蒋介石一封信，谈了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暗示法国可能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收到戴高乐的信后，蒋介石甚为震惊。他认为，法国是欧洲大国，如果与中共建交，西方各国和法语系国家有可能跟着变脸。为拉住法国，蒋介石一面下令驻法“大使馆”加强对法国上层人物的公关工作，一面亲自给戴高乐写信，畅叙两人的“友谊”，要求法方保持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但戴高乐已铁了心与新中国建交，没有理会蒋介石的信。为摸清中共领导人与法国建交的底线，并商谈建交的事宜，戴高乐制定了几套方案，由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带到中国磋商。

　　启程来华前，富尔声称他此次访问纯系私人性质，不代表官方，也没有任何使命。美国和蒋介石集团认为富尔在法国政坛影响很大，此次访华定有重要使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也迅即行动起来，设法打探富尔的动态。由于中法双方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到位，美国特务无法打探到富尔的行踪。

　　中法建交谈判激怒美国

　　1963年10月，富尔抵达北京，我外交部的人员与他进行了多次会谈。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还接见了富尔。经过数次商谈，中方将中法建交问题的原则意见《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交给富尔带回法国供其政府研究。富尔的成功访华更加坚定了戴高乐与新中国建交的决心。此后，两国在瑞士日内瓦就一些细节问题展开谈判，建交事宜基本达成一致。

　　1964年初，富尔借接受记者采访之机，公开向法国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台湾的蒋介石不能代表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政府，法国应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富尔的言论，引起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和助理国务卿哈里曼三番两次地约见法国驻美大使，要求法国政府不要与新中国建交。随后，美国国务院又给法国政府递交了照会，强烈反对法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戴高乐却丝毫不理会美国的照会，令美国政客们火冒三丈。

　　为阻止中法建交，美国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外交渠道和舆论，继续给法国政府施压；另一方面派人劝说蒋介石不要马上宣布与法方断交，故意给戴高乐一个大难堪。

　　老特务亲赴台北搞阴谋

　　很快，助理国务卿哈里曼给原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曾长期担任中情局台湾情报站负责人的克莱恩发了一封急电，要他火速赶赴台湾，劝说蒋介石配合美国的对法政策。

　　克莱恩接到哈里曼的电报后，立即丢下手头工作赶往日本。在东京机场，专程到日本接克莱恩的美国驻台“大使馆”官员罗克夫告诉他：“这次派你去台北，主要是考虑你与蒋氏父子私交甚深，蒋氏父子能听进你的话。你有3项任务：第一，说服蒋氏父子即使法国宣布与中共建交，不要马上与法国断交，让法国政府在国际上承担应负的道义责任和多受谴责。蒋氏父子的个性及自尊心甚强，过去只要得知哪个国家与中共建交，马上就宣布与对方断交。这次如这样做就太便宜了法国。第二，劝蒋氏父子在与法国谈判断交时，力争法方在台保留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给中共出一点难题。第三，防止法语国家一窝蜂地跟进与中国建交。”罗克夫还告诉克莱恩：“国务院对此事催得很急，希望你不要在东京停留，马上就去台湾。”

　　克莱恩抵达东京时已是夜幕低垂，当天再无飞往台北的班机，于是美国国务院特地派遣一架C-130军用运输机运送克莱恩去台湾。这足以说明，美国对阻挠中法建交是多么重视。

　　第二天凌晨，克莱恩到达台北。蒋经国也起了一个大早，特地赶到机场去迎接这位中情局特务头子。随后，蒋经国与克莱恩进行了秘密会谈。克莱恩将美国政府派他来台的目的告诉了蒋经国，要求蒋介石配合美国，不要急忙宣布与法方断交，以争取最好的结果。

　　会谈完毕，克莱恩在宾馆休息，蒋经国则到蒋介石那里汇报与克莱恩的会谈情况。面对美国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做出了妥协。然而蒋氏父子对法国抛弃“中华民国”，心里是极不舒服的。那一段时间，蒋氏父子寝食难安，但又毫无办法，只能在心里指望美国能加大阻挠、破坏的力度，使中法建交胎死腹中。

　　然而历史没有按美蒋的愿望发展。1964年1月18日，中法两国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订了建交公报。1月27日，中法两国同时发表了建交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