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老离开我们了。虽然早知他的病情已恶化，但真的听到噩耗，还是止不住心中的伤痛与哀惜，十年来与老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一一浮上心头。

　　十年前，在香山的一次小会上初识汪老。当时他已是名满天下的“国师”级大老，但对我们这样的后生小辈一点架子都没有，用他自己的话说，大家是“以文会友”，那时年轻气盛，发言不得要领，但汪老没有丝毫不耐，认真地倾听、思索、记录。那次会上汪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当今世界的本质特点究竟是什么？和平与发展究竟能否概括当今世界的主题？我谈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要旨是把国际秩序分为“热战”、“冷战”、“棋战”三种类型，认为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将渐渐走入“棋战”类型，汪老鼓励我做更系统、缜密的思考，并顺着我的思路谈了一些很深刻的见解。后来我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写成两篇文章，就是陆续发表在香港《中国评论》上的《世界进入棋战时代》和《棋战思维与两岸关系》，今天重新找出这两篇文章，眼前立刻浮现出老先生当年认真倾听、频频点头的音容笑貌。还记得那回我们一群人夜游香山公园，主办方为八十高龄的汪老准备了轮椅，但汪老执意不坐，坚持同我们几个中青年学者一起步行，一路上他老人家兴致勃勃，谈今论古、意气风发，此情此景，真是恍如昨日！转瞬十年，斯人已逝，像汪老这样能赏识年轻人、栽培年轻人、礼遇年轻人的儒者、智者、长者、仁者，吾人难有机会再遇到了，后人还有机会再遇到吗？

　　汪老酷爱读书。他每到一地开会，只要有可能，一定要到书店看看。有一次他到北京，住在钓鱼台，知道我去看他，便让代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一书，并说明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新书。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自惭形秽”四个字，因为我本人就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也算一个常跑书店的人，可是根本不知道本校的出版社刚刚出版了这部书。外人都知道汪老是台湾问题的大家，但其实他关注的问题非常多，研究领域极其宽广，以我非常有限的了解，知道他曾非常认真地研究过苏共丢掉政权的经验教训问题、中国历代治理水灾的经验教训问题、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问题……等等。知识分子常常说要“活到老、学到老”，但又有几人能做到？汪老就是那真正能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的人！

　　汪老与时俱进。凡与他开过会的人都知道，他最不喜欢听人讲大话、空话、套话，更深恶痛绝别人讲假话。他鼓励我们讲真话，自己也身体力行对中央领导同志讲真话。在台湾问题上，他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平等待人、坚持用最博大的胸襟、最宽容的心态去争取台湾的民心。记得有一次，我执笔的一篇报告送请汪老审阅，他提的意见中有一条我感触良多，就是把“战略”改为“方略”，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反映出老先生力求避免两岸同室操戈的拳拳之心。汪老是中央对台政策最好的形象大使！

　　最后一次见汪老是在今年1月26日，同他握手时我吃了一惊，老人家的手冰凉冰凉的。在那次会上，老人家做了简短的致辞，思路仍然非常清晰，但话语中也隐隐透出同大家告别的悲凉。我事后得知，当时老先生身体已经很差，是强撑着出来同他的老朋友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见上最后一面。到五六月间，汪老又强撑病体先后会见连战先生和宋楚瑜先生。为了两岸关系的发展，为了两岸人民的福祉，他老人家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人为年过九十的人办丧事称为“喜丧”，汪老以其厚德大功，得享九十高寿，生前又亲眼看到了他多年来所倡导的思想已经融入中央对台政策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乃在西历平安夜的清晨撒手归西。我想他老人家一定是含笑而去的，是带着儒者、智者、长者、仁者的微笑，潇洒而去的！

　　汪老，敬爱的汪老，一路走好！（黄嘉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