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背 景 教育部发言人称中国教改成功

　　据《东方早报》12月23日报道，22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新华网与网友进行交流。对于“教育产业化”现象，王旭明表示，这个提法从它产生之日起，教育部就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因为教育产业化会毁掉中国的教育。此外，王旭明还表示：“我不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是失败的。我认为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成功的。”辨析反对产业化不等于没有产业化

　　笔者在此向教育部发言人请教关于教改成功的两个疑问。

　　其一，仅仅“反对”是否就能等于没有教育产业化，并进而证明教改成功？据报道，发言人辩护“教改成功”的第一个论据是，教育部一直反对“教育产业化”。无疑，这个观点十分正确，但“因为反对、所以就成功”的论证逻辑显然有问题。“反对”只是一种主观态度，并不就等同于客观事实，后者绝不会因为前者改变其客观存在。否则，如果这种“心想事成”式主观逻辑成立的话，这个世界岂不太荒谬了？也就是说，对教育产业化，仅仅反对是远远不够的，从反对到“实际不存在”，还要经过行动、实践，并且是有效的行动和实践。

　　其二，教育改革应不应该计算代价与成本？之所以有此疑问，是因为发言人提出另一个“教改成功”的论据———“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19％，原来100个人里只能有3或4个人上大学，现在100个人里有20个人能上大学”。毛入学率大幅度上升，当然可谓教改“成功”，但其背后的代价是什么，是谁在为其“埋单”？

　　统计显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3．4％上升为去年19％的同时，大学学费增加50倍，而同期城镇居民年均收入只增长了4倍，大学学费涨幅10多倍于居民收入增长。

　　很明显，迅速增长的毛入学率背后，是学生家长的高额支出。入学率倒是“大众化”了，可收费却不断贵族化，“一人读书全家受穷”，谈何成功？与此相佐证的是，日前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显示，家庭教育支出的过快增长，完全打乱了正常的家庭消费结构。

　　显然，在如此高昂的教育成本之下，即使入学率提高是成功的，但这种造成巨大民生压力的“成功”，难道可以引以为教育改革成功可标榜的业绩吗？摘编自《中国青年报》12月27日文/张贵峰求是 教育改革少谈论成败，多研究问题

　　教育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没有进行仔细、冷静的分析研究之前，不宜遽然得出成功或失败的结论。当下对于教育改革，重要的是理性地对前一阶段改革的目标、政策和执行情况进行分析，以寻找到比前一阶段更为合理、更为可取的改革之道。不光教育界，政府及整个社会都要研究教育改革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举其大者如下：

　　第一，在教育领域，政府、社会、家庭究竟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在过去几年改革中，伴随教育市场化、产业化，教育责任部分地从政府肩上转移到家庭身上；现在舆论普遍的倾向是让政府承担更多责任。这两种倾向可能都有偏颇，正确的办法还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同时，更需要考虑到社会的维度。社会对于教育究竟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究竟如何正确地分配教育的财政责任？现在有一种倾向，中央政府积极地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这种做法当然是有效果的，但财政成本可能太大了。恐怕需要更清晰地厘定各级政府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教育财政责任，并以法律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

　　第三，政府究竟应当如何管理各类学校？目前已经形成一批私立学校，随着改革深入，这类学校会越来越多。但目前，政府对私立学校多有歧视。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那么如何对教育管理体制本身进行改革，使教育部门在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一碗水端平？这其中也包括改变政府支持教育的财政拨款方式，让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私立学校学生也能享受到政府的教育经费。这才是比较公平的。

　　第四，各级学校究竟应当如何管理？目前各级各类学校的管理基本上是行政主导的。这种管理方式过于僵化，并使公众、家长的意见不能反映到学校的管理活动中。教育改革也应当包括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

　　此外，人们还得研究，如何改革根深蒂固的应试型教育模式？课程、教材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比如是否开设公民教育课题？

　　这些问题是高度复杂的，比照这些问题，改革其实还只是刚刚开始，很多核心问题尚没有触及，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急着下结论。多研究些问题可能更为明智。

　　在这些问题中，有一部分主要是教育部门的事情，但大多数都属于整个政府的事情，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决策范畴。对这样的问题要作出决策，必须通过公共选择程序，让公众积极参与，让不同群体平等地表达自己的诉求。摘编自《南方都市报》12月24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