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傅剑锋

　　李小锋。10月14日晚，本报记者带着李小锋到蓝田县政府招待所，特意为他点了一盘鱼。他先是问，“鱼怎么吃”，后又突然停下筷子自语：“要是孩子们在就好了。”

　　李小锋用泥捏成长方形、正方形和各种各样的立体图形，用切分土豆教分数，拆一捆小树枝教加减乘除。

　　学校如此之小，5个年级才24名学生，比不上城里小学的一个班。李小锋用的是“复式教学”，所有年级的孩子在仅有的一间教室里上课。

　　1997年，订婚多年的未婚妻退婚了，理由很简单：一个月73块钱，以后能养得活我和孩子吗？李小锋崩溃了……这以后，李小锋的婚事成了村里的大事，村民们急着为他张罗对象。

　　王政明。王政明很自豪地告诉李迎新：村子里孙子辈的是我的学生，父母辈的是我的学生，连爷爷辈的也是我的学生。

　　这20年来他一直拿着40元／月的工资。这点工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供两个儿子上大学时变得很艰难。……王政明说起这些热泪盈眶。但他认为这一生的坚持是对的，因为这辈子他教出了76个大学生。

　　李建新。已经十多年没有给两个孩子买过哪怕是一件新衣了。他记得只在女儿5岁时花5元给她买过一条裙子，在儿子6岁时花3元钱给他买过一顶军帽，此后他们的衣服都是希望工程捐助的旧衣服。

　　每年他都会参加考上了大学的学生的谢师宴。他缺钱，但每次仍会送学生5元钱表示心意。“今年我们村的学生朱艳霞考上了大学，我举杯祝福她，她深深鞠了一躬，那时我看到她泪流满面，觉得过去受的苦都值了。”

　　谢毓新。他的儿子正在读大学，他已经连本加息借了2万元了，他嘴唇蠕动了一阵说：实话告诉你，我真有点坚持不住了。

　　以上是11月3日，本报《代课教师艰辛执著震动人心，县委副书记动情上书教育部》报道中出现的故事。

　　前去渭源县挂职锻炼的“县委副书记”李迎新是在今年的一次调研中开始真正了解西部代课教师的，他们是在乡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李迎新在调研中发现，渭源县有600余名乡村代课教师每月仅拿着40元到80元不等的工资，每月拿40元工资的又占了代课教师的70％，部分代课教师这样的工资已拿了20年！而这些代课教师支撑了不少贫困山村一半左右的教育任务，尽管他们是学区的教育骨干，和他们同样教龄的公办教师每月已能拿到千余元。他不由“一次又一次地被代课教师的贫困所震惊、执著所感动，为西部义务教育的普遍困境深深发愁”。

　　李迎新开始上书甘肃省委与国家教育部，并把他的调研报告《乡村代课教师的辛酸》发表在《甘肃日报》，本报也因此开始深入了解西部代课教师这一群体：随着政府对义务教育的发力，东中部地区的民办教师几乎已不复存在，但在旷远的西部，还有一个庞大的“民办教师”群体存在，尽管他们的名称已改为“代课教师”。这样的代课教师目前全国还有60万名，以每名代课教师教育20名学生计，至少承担着1200万名农村孩子的教育。西部12省市共有50余万名，甘肃最新统计代课教师还有2万名，占农村小学教师的1 ／ 5多。

　　报道迅速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与捐助潮。11月9日，某网站邀请两位代课教师到聊天室作客，那天，李小锋系上了红腰带，为了“出门保平安”，临行前母亲嘱咐他在大城市过马路一定要注意安全。谢毓新水土不服，一进聊天室就头晕出汗，那天他特地带去了1996年他获得的“希望工程园丁奖”，这是他在月薪45元的待遇下教书育人的精神支柱。

　　一星期后，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承诺国家会在近期出台政策逐步解决代课教师问题，并表示国家将加大对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的教育投入。此后教育部还要求甘肃省教育厅拿出相关的调研报告。国家审计署兰州特派办迅速展开了代课教师工资的审计。甘肃省委书记苏荣与主管教育的副省长李膺均对本报报道作出批示。甘肃省教育厅一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明年，不但渭源县将提高代课教师的工资，整个甘肃省的代课教师政策也将有所改善，主要是进一步充实贫困地区公办教师队伍，转聘合乎条件的代课教师，补偿一部分将被清退的代课教师。

　　“所以，代课教师将在未来的几年内逐步淡出中国的教育舞台。但他们的奉献与功绩不应该被后来者遗忘，而应该写入我们国家的教育史。”这位甘肃省教育厅官员说。

　　圣诞节的前两天，几名裹着头巾、穿着厚棉袄的中年人，哈着热气敲开了甘肃渭源县委副书记李迎新的办公室。他们是经过一天多冰雪路途的跋涉，从数百公里外的甘肃省甘谷县山区赶来的代课教师。

　　李迎新一脸惊讶，这几名代课老师憨笑着解释：“我们这么老远过来就是想看看李书记，想感谢我们代课教师的代言人。现在省里和中央要解决我们代课教师的困难了，没有你的报告，还不知道要盼多少年。”

　　李迎新一时感慨不已：“代课老师们真是太善良了。多少年他们拿着远远低于公办教师的工资却干着一样的活，默默扎根在那些最贫困的农村教育中。应该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感谢这些西部农村基础教育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