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正好是圣诞平安夜。远在墨西哥的我，又习惯地打开“人民网”浏览国内新闻。意外地获悉汪道涵老已于当天上午在上海病逝。心里不禁充满了哀痛，再也不能“平安”如常。

　　和汪老相识的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浮现在眼前。

　　80年代，我在上海担任人民日报记者的时候，与汪老曾有数次谋面。1992年，我从墨西哥回国后，又到上海担任人民日报记者。1993年春天，正是“汪辜会谈”前夕，我在锦江花园采访各国前国家元首和首脑组成的“国际行动理事会”会议时，又遇到了汪老。我对他谈起曾在墨西哥采访过辜振甫先生。汪老“奥”了一声，立即兴致盎然地问我：“你们都谈了些什么？你对他怎么看？”我向他细述了1989年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太平洋区域经济合作会议时采访辜振甫的情形和我的印象。汪老边听边点头。他说：“是的，两岸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形应该结束了。只有交流，才能互相了解。”

　　汪老与辜振甫会谈回来以后，我们又在华亭宾馆见了一面。那时，人们还在回味着“汪辜会谈”的意义，汪老的思绪却已经关注到国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上来。我们谈到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无序竞争现象。他说：“你在国外常驻了那么多年，你对国内现在的市场经济形势怎么看？”以汪老这样博学而德高望重的前辈，对晚辈还那么不耻下问，真的让我好感动。我已觉得，汪老关注的是市场经济的立法问题。看到汪老那么虚怀若谷，我也坦率地说：“西方实行市场经济已经很久，而我们刚刚开始，许多情况下是无法可依，好像是一场没有规则的球赛，谁有本事把球搞进去，谁就赢了。但是，整体的水平并没有得到提高。”汪老微笑着，连连点头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需要法规的支撑”。在与汪老的交谈中，我形成了一个思路。后来，我为报纸采写了述评《经济立法，先行一步》。当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8通栏的位置发表了我的这篇述评。我想，这其中也有汪老的教诲。

　　事实上，每一个接触过汪老的人，都会对汪老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上海时，我也曾两次陪同谢晋导演与辜振甫先生的长女辜怀群见面。辜怀群谈起汪伯伯，言语中总是充满敬仰之情。我也曾对辜怀群提起当年在墨西哥采访辜振甫先生和对汪老说起的往事。后来一次和辜怀群见面时，她告诉我回去后曾对父亲提起。并说：“家父也还记得呢。”

　　1996年底，江泽民主席前往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以前，有一天，李肇星外长的秘书小丁给我打电话说：“江主席看了你写的《扶桑梦》（墨西哥的昨天和今天），还表扬你了。”“真的。我有点儿不相信。”因为我从来没有给中央领导寄过书。当然也不会是李肇星外长送的。因为这本书上有他给我写的前言《梦的美丽和非梦的翔实》。丁秘书并要我再寄几本书去。我匆匆寄了书，就启程去墨西哥执行任务，为江主席访问先行了解情况。

　　到了墨西哥，还是李肇星外长向我揭开了这个迷。他告诉我，那天和代表团的几位领导去江主席那里开会，江主席正埋头看一本书。他举起书说：道涵同志给我寄了一本书，叫做《扶桑梦》，让我出访前看看。肇星，上面有你写的前言呢。后来，在墨西哥全国人类历史学博物馆里，江主席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我看了你写的《扶桑梦》，关于扶桑的考证这次也用上了。”李肇星外长让我回上海后对汪老说一下有关情况。其实，一本小书，区区浅见而已，我根本没好意思、压根儿也没想到要送给汪老前辈指教。虽然，汪老博览群书是出了名的，而且听说他经常去逛书店。但是，实在想不到他会发现我的这本小书，并把这本小书推荐给国家主席看。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会感到汗颜，也对汪老充满了敬仰和感激之情。这也是后来我决定重写《你好，墨西哥》、对《扶桑梦》改进充实的的原因之一。

　　1999年9月，我和谢晋导演等人一起去台湾访问。受好友、美国前驻台北联络处副代表、驻上海总领事滕祖龙先生之托，去看望台湾《联合报》系董事长王必成。王先生对我说起“汪辜会谈”和“九二共识”。他感慨地说：“汪道涵是一个真正有学问、有远见的人，所以才能对问题有如此深刻的认识。能够有汪道涵这样的大学者，真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幸运！”

　　那年冬天，滕祖龙第三本中文打油诗在上海出版。书中收进我写的文章为跋；汪老为书题字：“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梅。”现在，汪老走了。正是江南的梅花季节，就让我把心中的这枝梅送给敬爱的汪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