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阮晋勇

　　虽然越南新总理阮晋勇没有在桂林求过学，但在桂林求学的越南学生中，曾有5位担任过越共政治局委员，22位担任部级领导，更多的则成为了知名企业家和学者

　　本报记者王佴发自广西桂林

　　6月28日，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育才路。

　　即将离校的毕业生们在林荫道上摆起了跳蚤市场，虽然多数接受采访的学生向记者表示，自己已经找到了工作，但与今年几百万同时涌进就业市场的大学生一样，他们在谈及找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时，仍有些心悸。

　　与这些中国同学相比，左脚脚趾上戴着指环的阮越雄则显得潇洒得多，作为广西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的文秘专业留学生，23岁的他发愁的是如何在几个不错的工作中作出选择。“在越南，师范大学的学生就意味着好学生，广西师范大学本来在越南就有一定名气，现在人们更知道了，原来阮晋勇总理也是这里毕业的。”

　　此前一天，越南首都河内，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农德孟、越南政府新总理阮晋勇、新国会主席阮富仲和新国家主席阮明哲在国会上集体亮相。这次政坛的交接，亦被外界称为改革派主政越南。

　　阮晋勇的母校之谜

　　但阮越雄关于阮晋勇学历的说法遭到了广西师范大学宣传部赵亮的质疑，“我们查过了所有记录，并没有发现阮晋勇曾在此就读的资料。”该校国际交流处副处长戴家毅也向本报证实，由于广西师大是国内在校越南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学校，但遍寻所有留学生档案，从来没有一个叫做阮晋勇的学生。

　　“据阮晋勇57岁的年龄判断，他不可能是1995年以后的留学生，或许是原越南育才学校的学生。”一位广西师大的教师推测。

　　“他也不可能是育才学校的毕业生，因为对于育才的学生而言，他的年龄又太小了。”曾作为育才学校家属的卢美念对此推测给予了否定。

　　卢美念，广西师大国际交流处桂林越南校友会会员，越南华侨，其兄为当年育才学校的教师。据卢美念回忆，越南育才学校是一所为越南培养后代的少年学校，成立于1951年，结束于越南抗法战争胜利的1957年。广西师大育才校区就是育才学校旧址，“算来算去，阮总理如果真在中国留过学，那就只可能在越南抗美战争时期的9.2学校”。

　　据广西师大国际交流办公室王晚霞主任提供的材料显示，所谓9.2学校，是对当年成立于1965年结束于1975年的设在桂林的四所越南学校的代号。

　　1964年北部湾事件后，越南的抗美战争日益残酷，为了保存及培养后备力量，越南在桂林分别建立了四所以越南英雄命名的学校，其中包括一所以英雄阮文追命名的少年军校。生源来自越南各级干部子女、烈士子女、战争遗孤，教师则全部来自越南，十年之间，这四所学校为今天的越南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干部及军官。

　　作为中方派驻的六个干部之一，卢美念曾担任这几所学校的翻译，她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每到周六放中国电影时，做一人饰几角的同声翻译。由于这个身份，每次她去越南访问时，都会有当年的9.2学校或育才学校的校友前来欢迎，所以当她第一次听到阮晋勇曾在中国留学时感到诧异，因为她从未听校友说过这个消息。为保确切，她向9.2学校校友、前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的儿子、《越南企业家》主编陈健国求证此事，平时充当越南校友联络人的陈健国经多方查实后，于2006年5月27日发来电子邮件，“经多方查询，阮晋勇没有在阮文追学校及其他几所学校就学，他从未在桂林上过学。”

　　据越南使馆向本报提供的材料显示，阮晋勇确是干部子弟，1961 年11 月至1981 年9月,在越南军队服役,任联络员、护士、省军医大队队长等职务。1981 年10 月至1994 年12月就读阮爱国高级党校,历任监江省省委委员、省委组委会副委员长。在1995年1月出任越南内务部副部长前，阮晋勇的另一个职业是律师，他有法律学士学位。

　　阮晋勇毕业自广西师范大学的说法最早见报于2005年10月23日，某报在报道参加东盟博览会的阮晋勇抽空参观广西师大时，提到广西师大是阮晋勇的母校。但当时陪同阮晋勇参观的赵亮及卢美念均表示，自己自始至终都没有听到他说过这里是他的母校，“或许当时有近千学生在热烈欢迎声中，记者只是听到阮晋勇说这个地方越南人永远不能忘记，就想当然地以为这里也是他的母校。”

　　虽然阮晋勇没有在桂林求过学，但据广西师大统计，许多在桂林育才或9.2学校求学的越南学生回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曾有5位校友担任过越共政治局委员，22位校友担任部级领导，更多的则成为了知名的企业家和学者。

　　我想留在中国工作

　　虽然没有当成新科总理的校友，但阮越雄并不觉得遗憾。

　　作为一名河内的干部子弟，四年前他同样也是面对多重选择：一是和叔叔的孩子一起去英国留学，二是留在本国上大学，三是去中国留学。同样是上完本科，去英国留学约需（生活费加学杂费）人民币30万元,在中国约10万元,在本国约六七万元。当然无论是那条路，对普通越南人而言，都是一笔不菲的开支。阮越雄承认，能来中国留学的学生均来自富裕家庭。

　　阮越雄的父亲曾在上世纪70年代留学北京大学，他的建议对小阮起了决定性作用，“越南的改革是在向中国学习的过程中完成的，去中国学习或许更实际一些。”而在阮越雄的记忆中，自从家里有了电视，新闻中每天都会有关于中国的新闻，而作为公务员的父亲每天都会把报纸上中国新近的改革措施圈点出来。

　　虽然越南新总理并没有在中国受过教育，但在已有的改革进程中，越南正在并将积极地学习中国经验，却早已是中越两国学者的共识。

　　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丁文恩曾撰文介绍越南的改革经验，“解决改革的步伐像中国同志所进行的一样，采取的步骤是有计划的，……在有思考每一阶段的进行，实行有突破性的措施，这样可以保证我们革新事业的顺利。”

　　殷仲义，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副院长，连续三届中越经济改革比较论坛的中方主要参与者。据其向本报介绍，当年该院与越方相关机构设定建此论坛时，便受到越南各方的关注。因为当时正值越共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计划全面总结越南经济改革20年的经验教训，确定越南未来大政方针及部署第六个5年计划之际，而且那也是越南争取在2005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刻。

　　自此以后，每年轮流坐庄的中越经济改革比较论坛不仅规格日益提高，讨论的话题也递次深入。

　　首届年会时，该论坛的论题还多停留在姓社姓资之争上等，到了第二届时，则开始对具体现象进行技术分析，如“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城市化进程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而在今年召开的第三届年会上，越方关心的话题则转向了如何对行政权力进行约束，如“全球化背景下转轨经济国家政府的定位和作用”、“公共部门改革”等。

　　面对越南改革的不断深化，已有参加中越经济改革比较论坛的中方专家指出，中国也应当认真地研究和关注越南的改革，例如，越南把原来隶属于国务院的审计部门放到国会，以增加审计的独立性，以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措施。

　　“我想留在中国，因为我觉得在中国机会很多，我现在每年自己做贸易，都能把自己的学费和零花钱挣出来。”摆在阮越雄的工作中，有一个是越南国际航空公司驻中国办事处的职位，“他们给我的工资是8000元人民币月薪，这比越南许多月收入只有500、600元人民币的同学要高很多了，但是我仍拿不定主意，因为越南的大国企很多都很官僚，没有市场竞争力，我怕自己会变得没有竞争力。”沉默了一会，阮越雄玩弄着手中的吸管，抬起头笑着说：“说不定，这也是个机会，因为他们早晚要学会市场竞争。”

(责任编辑：赵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