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总编回应天价索赔案炒作传闻：“我们不可能和富士康合演双簧”

　　先是3000万元天价索赔，创下中国第一高。而在报社挺身而出和同行、学界的声援下，8月30日，富士康把索赔金额变成一元，并追加第一财经日报社为被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前网上又有称天价索赔事件是一起“炒作”的说法。无论最终结果怎样，“富士康事件”对整个新闻行业产生的震荡及名誉权保护今后的走向，都将产生一定影响。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不会和富士康合演“双簧”

　　富士康不是我们的客户，我们和它也素无瓜葛，不知道它怎么想，但我们绝不会和它演“双簧”，昨日下午，《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接受记者采访，并对当前网上的一个说法给予了驳斥。

　　昨日上午，一位读者打来电话，提醒记者看《西祠胡同》“驿钊传媒学习小组”的一个帖子，“孙旭培：此案疑为一起公关策划”。

　　该帖是《上海证券报》8月30日的报道，内容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孙旭培，在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就富士康起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事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孙旭培的主要观点有：我怀疑这是企业搞的广告宣传，公司告记者索赔3000万元经媒体一报道，大家就都知道这家台湾最大的企业了。这很可能是公关公司的点子，因为起诉记者，完全是毫无道理的。如果《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具体数据有错的话，富士康可以要求报社更正，怎么能抛开报社去起诉记者，并查封记者个人资产呢？富士康索赔3000万元，实在太离奇了。一般而言，由新闻报道引发的侵权纠纷，告的都是媒体本身，因为媒体有赔钱的能力。富士康这次起诉的目的，不是想赢了官司获得赔偿，而是为了广告效应。

　　但位于深圳的富士康公司拒绝发表看法。一位李（音译）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的所有意见都公布在网络上，公司有规定，所有人都不接受采访。

　　当事记者：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个胜利

　　“我也不知道你是第几家打来电话的媒体了，河南的是第一家吧！”昨日上午，《第一财经日报》编委翁宝对记者的慰问电话表示感谢。

　　8月26日，借助于媒体的报道，翁宝开始成为新闻人物。现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开始站到我们这一边了。翁宝说。

　　“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个胜利！”谈到富士康把索赔金额降到一元，翁宝这样评价。他所指的“我们”是指全国新闻界。“自己和家里人，现在的心情都轻松一些了。”他说。

　　8月30日早上翁宝去北京前，在机场，他给妈妈打了电话，电话一通，就听到妈妈的哭声。妈妈电话里一再重复：儿子，我们是好人，好人有好报，你现在一定要坚强。

　　而8月30日晚上，当听说儿子仅被索赔一元又有报社支持时，老人的心情好多了。

　　另一位当事人《第一财经日报》女记者王佑说：这次阶段性战役的胜利，已经让她看到了曙光。她作为一个普通的女记者，现在就要用尽全力，不惜为新闻人的这一元钱，抗争到底。

　　前景：报社有胜诉可能

　　昨日，秦朔告诉记者，报社从这篇稿件的信息来源以及调查经过来讲，对这个官司的前景很有信心。

　　秦朔说：虽然不能断定官司本身是输还是赢。但是，他觉得在这个案子里，要对新闻出版的自由和记者的正当权益有一个更高层面的理解，按照比较经典的捍卫新闻自由的定义，新闻出版自由是基于诚意和合理目的公开事实，而不受惩罚的权利。而他们记者的报道是基于诚意和合理目的方面。

　　案件出现戏剧性转折后，分析人士认为，可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第一财经日报》败诉的可能性。但中国著名法学家贺卫方认为，案件的走向不能简单地判定，最终结果如何要看对事情原委的判断。“只要媒体的新闻报道主体真实，报道中枝节上的问题不会影响到整个判决。”贺卫方称这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

　　法学界人士质疑企业、法院做法

　　翁宝向记者表示：他没有撰写文章，被列为被告莫名其妙。对此，河南天翔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华阳表示：投诉名誉侵权，司法解释说只有作者和司法单位才能成为被告，编委翁宝在里面算什么呢？既不是作者也不是出版单位，更难以理解的是法院竟然受理了？

　　李华阳认为：如果这个案件中编委或者是编辑人员成为新闻侵权案里面的被告，要考虑到一个侵权责任主体过于泛化的问题。因为编辑成为被告不是问题，但如果一旦可能承担法律责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意味着还可以扩大媒体内部的其他部门的人员，乃至扩大到为媒体整个发行运作辅助的其他部门的个人或者组织。这是一个危险的开头，也是对现行法律的挑战。

　　李华阳还说：作为名誉侵权案件，最重要的是报道有没有给你造成名誉上的伤害以及如何纠正，至于赔偿多少，是否予以赔偿，则是次要的问题。这起案件却出现了一个荒唐现象——如果责任成立，判决赔偿3000万元，这将创下新闻史上的索赔纪录，以前的索赔金额最多不超过100万元。记者个人也是没有能力执行的，判决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在立案受理案件之后，为了保障原告的权利，法院可以查封、冻结被告人的财产。对法院查封翁宝、王佑财产的行为，李华阳认为没有过错。

　　新闻法能否成救命稻草

　　翁宝说：这是他近10年来媒体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这种以巨额索赔为开局，以巨额诉讼成本为威慑的诉讼形式，直接申请查封记者个人私有财产的方式，显然是在挑战作为一名记者起码的职业权利和尊严，显然是在挑战传统的媒体纠纷处理形式，并极致地威逼新闻……

　　支持翁宝的网友们纷纷留言，认为中国缺少新闻法，是造成记者权益难以保证的主要原因。

　　郑州大学新闻系教授董广安则认为这种说法不完全对。她说：80年代初，新闻界就在呼唤新闻法，但一部新闻法不能完全解决记者权益保护的问题，只有构建起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才能解决当前舆论监督环境不好的状况。

　　对这起3000万元巨额索赔，董广安说：企业索赔一亿元也可以，只要记者没有侵权，报道的新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就没有必要害怕。

　　■本报记者奚春山实习生王惠聪　　漫画／王伟宾

(责任编辑：韩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