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对华政策，转折还是延续?

    早报记者 俞懿晗

　　22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一战，将安倍晋三推上了日本最高领导人的宝座。身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安倍晋三能否在缓解中日关系上有所作为？早报特别邀请上海、北京、东京三地的中日问题专家畅谈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

　　合作意愿“最紧要”

　　东方早报：安倍当政后的主要政策方针是什么？

　　王少普：与小泉以经济恢复作为施政方针的核心不同，安倍会以修宪为施政方针的核心。其主要政策走向，可以概括为一个字———强：强政，就是将实权由官僚转移到政治家也即首相手中；强经，就是加强自由竞争，提升经济力量；强军，就是取得集体自卫权，变自卫队为国防军；强盟，即通过推进军事一体化等，进一步发展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强德，倡导日本的传统文化与道德、倡导爱国，团聚人心，并弥补因竞争加剧而扩大的社会矛盾；强国，即争取日本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政治大国。

　　东方早报：安倍将如何改变日本在亚洲的外交战略？

　　刘江永：日本在亚洲外交上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摆脱在亚洲的孤立位置，恢复日本和中、韩两国的高层互访，结束过去的不正常状态。但和亚洲相比，日本仍会首先考虑巩固日美同盟关系，其次才是修复同亚洲近邻的关系，以及如何加强和俄罗斯关系。另外，安倍也会主张加强与澳大利亚、印度、东盟、中亚地区等国家的合作关系。

　　东方早报：安倍会怎样应对中日关系停滞不前的僵局？

　　王少普：安倍会在合作方面有些新的考虑。比如他在“战略性亚洲外交”口号下，提出了创设有关机构和交流基金，在环境保护等领域推进中日共同研究，扩大接收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的留学生，以及加速缔结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的磋商等建议，谋求改善与亚洲各国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从国际大环境来看，安倍希望背靠美国，通过强化同美国以及“民主国家”的协作关系，促成美日占优势的地区多边合作体系，以巩固和提升日本在东亚、亚太的地位。在这样的地区多边合作体系中，规范与发展中日双边关系，应该是安倍理想的处理中日关系的模式。

　　高原明生：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取决于两国政府的言行，目前还很难预测其发展趋势。但就我所知，很多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希望两国能找到促进双边政治交往的方法，我认为两国领导人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实现对话和合作，从而谋求共同利益。对于安倍来说，当前最紧要的是在一些互利互惠的问题上表示出合作意愿，然后达成某些历史性的声明，做出具有重大意义的举动，向外界表达他推进中日关系的决心。

　　“拜鬼”问题的两种可能

　　东方早报：安倍会否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王少普：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政治关系陷入困境，不但伤害了中国和其他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人民的感情，也招致日本国家利益的损失。面对国内民众的反对，安倍不得不模糊参拜立场，缓和双边关系，以摆脱孤立状态。

　　由于安倍没有公开承诺参拜，中日两国领导人有可能在多边或者双边的场合会晤。中日两国领导人会晤后，安倍的对应可能会有两种：其一，与中方配合，任内不去参拜，中日政治关系转向正常的方向发展；其二，在保持一段时间的模糊立场后，突然参拜，中方被迫降低会晤级别，中日政治关系再次陷入困境。从目前情况看，两种可能都难以排斥。

　　高原明生：我觉得安倍不想让靖国神社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问题。他可能会尽力淡化这件事，或者尽力避免参拜。

　　东方早报：安倍有没有可能在正式就任日本首相后，对中国进行访问？

　　高原明生：我认为安倍有必要在就任首相后对中国进行访问。

　　政经互促更积极

　　东方早报：安倍将如何权衡中日关系中的政治与经济利益？

　　王少普：事实上，小泉已经在按“政经分离”的原则处理中日关系，安倍则将这一原则公开化。冷战结束后，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取代美国成为日本头号贸易对象国，促使日本将20世纪90年代中叶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从经济领域排除，极为重视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但在安全上，变化却并不令人乐观，美日却将迅速发展的中国作为一种潜在的、必须加以制约的力量，在安全上对中国的戒备心理日益强烈。

　　正是由于日本的国家利益与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安倍公开主张以“政经分离”的原则处理中日关系，即中日两国应该确立将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分开的原则，并把它当作稳定两国关系的一种方式。

　　刘江永：安倍提出的“政经分离”原则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被日本政界提出，主要涵义是确保政治矛盾不会干扰两国经济的发展。安倍如今主张的“政经分离”，主要是希望在政治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日本的经济利益不要受到损害。一方面，他希望坚持日本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也需要减少日本政府在经济界遭受的压力。但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这两者实际上是很难分割的。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国人民对于日本是顾客，是消费者，如果中日政治关系长期恶化，日本商家的产品不可能在中国有更好的销路。因此，8月3日的“北京－东京论坛”上，安倍提出了“政治和经济两个轮子一起转动”的说法，这种主张和过去相比更积极，更强调政经之间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