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过”还是“不及”？(图)

　　最近几年，由于怕“挨宰”或担心发生医疗事故后缺乏证据，有些患者学会了自我保护，一进医院大门就手持摄像机录音笔，录下医生治疗的全过程；而近一段时间，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医闹”现象，干扰了正常的医疗秩序，深圳一家医院甚至全员头戴钢盔、手持铁棒去上班……

　　对于这种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新闻媒体是始作俑者，正因为媒体的渲染和炒作，才让“处于弱势的”医务人员的形象受损。类似态度在其他行业和领域（如食品安全、煤矿安全等）也不乏实例。这些观点，简而言之：就是认为媒体对我的监督过多，“妖魔化”了我，导致我的公共形象不佳，应加以严格限制。

　　哲学上说：过犹不及。事情做不到位，当然不好；做得太“满”，也会物极必反。那么，今天新闻媒体的监督是否“过”了呢？我们认为，目前对于很多领域，这种监督其实尚处于“不及”的层次，远未达到“过”的程度。

　　还是拿医患关系来说吧。“医闹”群体的出现，干扰了医疗秩序，甚至危及了医务人员的安全感，当然应该坚决反对；患者对手术全程录像，也影响了医生的工作、破坏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的医患关系，不值得提倡——然而，这种现状之形成，是否应归咎于媒体的“抹黑”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哲学知识告诉我们，一定是先有客观存在的问题，尔后才会有媒体介入、反映（而非“制造”）这种现状。近些年，医患关系紧张，患者对“看病难”、“看病贵”不满，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媒体所做的，就是如实报道这种现状、反映这种民意。这正是一个健全的社会赋予新闻媒体的权利和责任。试想，如果一个人病了，脸色蜡黄、步伐踉跄，大夫指出症结、开出药方，他反倒恼怒不已，怪大夫给自己的形象抹黑——如此讳疾忌医，恐怕持“媒体抹黑论”者也不会赞同吧？

　　医疗领域如此，其他一些领域亦然。为何当前某些地方、某些行业会提出“防火防盗防记者”的地下口号呢？己身正，何须防记者？君不见，某地发生重大矿难，面对“来曝光”的中央媒体，收买不成，竟派警车尾随采访车，欲“进行控制”；某类食品出现重大质量隐患，有关厂家不是积极配合媒体采访，而是百般阻挠、甚至大打出手。很显然，这些千方百计要防记者的地方和行业，是在某些方面做了亏心事，怕授人以柄，所以紧张。这种心虚和紧张，体现在行动上，就是对媒体软硬兼施，试图阻挠媒体的合法监督。所以说，现在媒体开展监督困难重重，远未“过”，而是“不及”。

　　诚然，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些矛盾和问题不可避免地阶段性存在。在市场压力下，某些媒体在报道上也存在一些不当之处，也出现了一些盲目炒作跟风的现象。但整体而言，媒体仍做到了自律和遵守宣传纪律；媒体的介入，也往往是推动了问题的解决，而非相反。在这样的语境中，一味指责媒体的“不实”报道损害了自己行业的形象，而不虚心自省，恐怕无益于矛盾的化解和问题的解决。

　　广州市副市长李卓彬前天提出：有关行业要正确应对媒体监督，对媒体宜“疏”不宜“堵”。此言值得体味。事实上，今日中国，从政府到公众，均对媒体监督持日益宽容开放的态度，随着《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于2007年元月1日生效，外国新闻机构及其记者在中国境内的采访将会得到更多便利。这是中国强大、自信的表现。中央政府已经作出表率，一些行业该如何“见贤思齐”，心平气和面对媒体监督，公众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