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支点：环境形势与治理

　　挑战：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

　　生态问题突出。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增长，但森林资源总量不足，林地流失依然严重，生态功能不足。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每年增加退化草地200万公顷。

一些北方河流资源开发利用率超过国际生态警戒线(30%-40%)，其中黄河、淮河、辽河超过60%，海河超过90%，流域生态功能严重失调。华北平原出现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位下降漏斗。有10%-15%的高等植物种处于濒危状态，物种资源流失严重，有害外来物种入侵每年造成1亿元经济损失。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2005年，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2549万吨，比2000年增加27%，大大超过环境承载能力。国家监测的744个断面中，劣五类占近三分之一。重点流域超过40%的断面水质未达到治理要求，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遭到污染，75%的湖泊出现富营养化。沿海赤潮年发生次数比上世纪80年代增加了数倍。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一些中小城市和农村污染有加重趋势。酸雨影响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3(是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近年有加重趋势。工业危险废物每年产生1100多万吨，处置率仅为32%。城市垃圾年清运量1.49亿吨，无害化处理不足20%。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就占了16个。据测算，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5%，2004年全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118亿元。能源资源、淡水资源、耕地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这些环境战略资源，中国没有一样不缺。我国人均耕地大约是美国的1/10、加拿大的1/30；人均淡水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京津塘地区的人均淡水资源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16。全国666个城市中，有400个供水不足。因为缺水，全国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减少2000多亿元。

　　观念：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化

　　环境治理是一个高度综合性课题，不仅局限于污染防治和生态平衡的恢复，而且和人类的生产方式、价值观念、管理体制、政策法规等密切相关。首先要提升全民的环保意识和道德境界。有识之士曾经断言，对地球生态环境最危险的威胁，也许不在这些威胁本身，而在于人类对它缺乏正确认识，因为许多人至今仍不理解危机是极端严重的这一事实。生态伦理学认为，整个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是大自然这一整体中的一分子，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为了达到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目的，人类必须规范自己的行为，有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人与自然之间也有道德要求，生物和自然界应当像人类一样拥有生存权利、道德地位和道德权利，即要求人类要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维护自然环境的完整与稳定，自觉履行保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关键是要了解生物、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森林是“地球之肺”，在自然界物质与能量交流、维护生态平衡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我国专家在长期研究森林和水的关系之后，提出了充分发挥森林生态系统水文生态功能的科学论断，揭示了森林对于调节气候、改善降水分布、涵养水源、净化水质、保持水土、减洪、泄洪及抵御旱涝灾害的综合功能。据测定，森林水源涵养功能是荒草坡的2倍、裸地的6倍。3300公顷郁闭度达0.6以上的森林，涵养水量相当于一座库容100万立方米的水库。又如，野生动植物资源也是我们成功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物质基础。正因为我们有效利用了丰富的物种基因，中国今天才成为世界三大作物栽培中心，产生了杂交水稻、抗棉铃虫棉花等植物新品种。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人类社会生产力不仅是一种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且是保护自然的能力。改造自然是以人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同样，保护自然也是人主体性的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凸显以人为本的精神，着眼点在于保护自然环境，最终关怀人的生存和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是一味强调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不是不重视发展，而是要求把经济、社会、生态看成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复合系统，寻求系统的稳固和增效。

　　变革：寻觅绿色发展的路径

　　传统的经济增长是一种无节制的单一增长模式，只是通过成本、利润、产值等要素，来分析人类生产，从而导致了自然资源生产价值与生态价值的背离，在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下，人类会无情地掠夺自然资源以求满足。中国的现实状况已清楚地证明，人们如果无节制地掠夺自然资源，使资源的稀缺性扩大，发展越来越背离生态价值，对环境容量的无偿占有与对生态的自觉养护严重失衡，这种发展是难以为继的。世界各国或多或少地都是在“环境赤字”状态下发展自己的经济，环境质量的保持与建设基本上处于非自觉状态。在经济超常规发展的进程中，我国一些地方掠夺性地占用环境这个“公共财产”的状态必须根本改变。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一大弊端，就是经济活动对他人或公众造成了影响却不计入生产成本、交易成本。这种状况如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还将进一步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也同人们日益追求生存质量的趋势背道而驰。生态文明则要求对人类的生产活动增加一项新的指标即生态指标，要求人类的生产活动不仅服从于经济目的，而且符合环境准则即生态要求，使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估价，变单一的经济增长模式为可持续发展的复合模式。目前生态经济学家所极力倡导的环保先行理论，不仅意味着隐蔽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和公开化，即企业在依市场供求法则行事的时候，将保护环境的投资计入成本，同时也意味着企业所做的任何一件对环境有害的事情，都必然附着一串惩罚的金钱数字。具体而言，就是要改变我们目前的商品和服务的计价方式，以准确体现环境成本。国家应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并让使用费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发展循环经济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必须依靠高科技，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生态文明是一种崭新的文明，是超越农业的“黄色文明”、工业的“黑色文明”的“绿色文明”，是人类在高科技与高污染时代对生态环境的新要求。因此，要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创造“绿色文明”，也必须依靠高科技。生态农业的绿色植被最大，生物产量最高，光合产物利用最合理，经济效益最好，动态平衡最佳。根据生态农业特点和我国国情，依靠高科技发展生态农业，主要靠生物技术、节水灌溉技术和环保技术。基因工程的产生使整个生物技术跨入一个崭新时代，传统的生物技术与基因工程的结合形成了真正有生命力的现代生物技术。在下一世纪，谁掌握了基因工程，谁就掌握了未来。我国人口多，耕地少，更应重视生物技术研究。善用“蓝水”和“绿水”，保证工农业生产和饮用水。“蓝水”是指水利工程开发利用的工程水资源，主要是城乡生活与工农业生产用水。“绿水”是“蓝水”以外的天然生态系统用水即土壤水。我国现有耕地约18.5亿亩、灌溉面积约8.7亿亩。因此，有近10亿亩的耕地依靠“绿水”。另外，我国有草地约60亿亩，很少灌溉，牧草也靠“绿水”生长。因此，“绿水”的利用和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节水灌溉是我国农业再上新高的关键。农业灌溉是用水大户，其用水量占全国总用水量的70%。由于灌溉方式落后，工程老化失修，目前农业灌溉水的利用率仅为4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节水灌溉就是要改变千百年来人们浇地的传统习惯，把浇地变为浇作物，按作物的最佳需水要求进行灌溉。

　　法治：生态文明的保障

　　要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尤其要建立经济、社会、环境三位一体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我国环保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一方面生态严重恶化，另一方面在投入大量人、财、物力改善环境的同时，人为的破坏有增无减，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许多地方只讲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而向生态环境的临界点冲刺，造成大面积的生态环境失衡，动辄损失数百上千亿元。早在70年代，周恩来总理就提出环境保护工作的32字方针，要求贯彻这一方针的工程项目设计、施工、投产“三同时”，规定“凡新建、改造、扩建项目，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有统计表明，实行“三同时”与造成污染后再治理，两者所付的代价是1：20。“三同时”制度也已成为筹集防治污染资金的主要渠道，有利于国家环境保护重点的转移。　作者：韩睿玺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