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2月10日专电(记者孙丽萍)从2006年初的韩(寒)白(烨)之争,年末的作家乞讨事件、“作家富豪榜”,到2007年初王朔复出“教训”文坛、余秋雨辞去作家头衔,文坛频发尴尬事件。
“什么是作家?文坛是个什么坛?”伴随80后写作和网络文学的兴起,关于文学的种种争论重新白热化。
作家“作秀”:从洪峰乞讨到秋雨“出走”
去年底今年初的中国文坛,频发尴尬事件:作家洪峰“迫于生计,上街乞讨”;海外汉学家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水准不高;沉寂多年的作家王朔重出江湖,挥舞“大棒”对文坛一番“教训”,伤人无数;散文作家余秋雨不甘寂寞,措辞尖刻地表示作家身份是个圈套,要辞去作家头衔。
这一两年间,不少作家已经很少能给读者带去阅读的惊喜。更多的作家转向荧屏,成就了很多电视剧的高收视率。
作家几乎成了眼下的一个争议名词。究竟为何?对此,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朱志凌认为,整个社会对作家群体的认知正在发生混乱,因为这个群体在迅速扩大,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人都在加入其中,文坛的“乱象”也就不难理解。
日益明星化的作家群体
在这个泛娱乐化、泛明星化的时代,“草根明星”“学者明星”等新群体不断涌现,作家群体自然也受到影响。一向以清贫自诩的中国作家开始两极分化,一些作家甚至被组合拼出“作家富豪榜”。
2006年12月,北京某媒体推出一份不太准确的作家富豪榜,再次令作家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余秋雨以1400万元收入名列中国作家首富,因作品被改编成热门电视剧而声名鹊起的二月河,收入1200万元,紧随其后。
上海译文出版社赵武平就此指出,作家群体的分化是被迫的。伴随畅销书机制的形成和商业出版浪潮,“普通作家和名作家,纯文学作家和畅销书作家版税区别相当大”,在文坛,财富的分配方式因此改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作家群体所面临的困惑与诱惑。
年近50岁的王朔手拿“大棒”向文坛挥舞,成了2007年初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刘心武、余秋雨、北村、郭敬明等作家都在他批评之列。然而,王朔自我坦白说,他也没能坚守住文学品格。
长期沉寂的王朔写电视剧去了,因为写一个电视剧剧本至少挣100万元,但是“剧本把我写坏了,电视剧把我写伤了”。有目共睹的是,拥有巨大批评能量的王朔,近年来同样没能写出优秀的作品。
作家明星化、富豪化,在文坛年轻一代当中最为明显。80后作家如韩寒,写小说之余,更多的是因为写博客、开赛车、录唱片,甚至是绯闻等引起公众关注,频频登上娱乐新闻版面。
要文学批评,不要丑闻骂仗
连日来,关于作家、文坛的讨论在网络上不断升温。令人遗憾的是,当下关于中国文学的争论越来越以娱乐化、八卦式的骂仗形式展开,真正对中国文学有裨益的文学批评已难觅踪影。
骂仗的结果往往是:丑闻比作家更轰动,口水比作品更惊人。把公众对文学的热爱变质为对作家个人隐私、相互关系的窥探欲望,必然伤害到作家群体的集体声誉。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蒋巍认为,当下文坛应正本清源,摆脱无聊的作秀与吵闹,重新寻找文学对当下社会的价值贡献,“作家要成为人类精神灵魂的引导者,而不是相反”。
蒋巍说,“作家要依靠自己作品的品格来获得社会尊重。”
上海文学评论家杨扬指出,文坛流行骂仗,与长期缺乏良性的文学批评不无关系。不知从何时起,文学出版与销量、利润紧密挂钩,更与作家的名声地位息息相关,绝大多数文学批评沦为变相的商业广告。“化无聊的骂仗为建设性的文学批评,才能扭转文坛风气。”
也有评论指出,伴随网络文学的浪潮,传统观念中的文坛和作家概念必将经历巨大的冲击。在一个海量文学作品不断产生的时代,人们将更多地关注好的文学作品,而不是疲于追逐作家本人。废话诗人裸体秀吓坏第三极书局(资料图片)
12月5日,31岁的付鹏举在郑州出租屋里留下一封绝笔信,离家出走。信中称,他出走的原因是无法承受自己向往的“净土”——文坛的“乌烟瘴气”。
12月5日上午10时许,付鹏举的妻子杨女士回到位于郑州市刘寨的出租屋,取上班遗忘在家的眼镜时,发现了他的绝笔信和一本打印的诗集《第一百零一个梦》。
绝笔信中写道:“且看今日文坛,一片乌烟瘴气,群鬼乱舞。先是赵某白话,不知所云;再是苏某一脱,直脱得诗者汗颜,文者疾道;更可怕的是洪某、黄某的惊世一乞、骇世一包,令全天下文人诗客莫不蒙羞……让我去感悟那份曾经属于海子、属于顾城的生命体验……”
洪峰调到沈阳文联下属的作协当专业作家的心愿——
他上街乞讨时提出的要求之一——
注定难以实现了:日前他宣布退出中国作家协会、辽宁省及沈阳市作家协会,放弃会员资格。
“如果没有上街乞讨的事,想不到这儿(退出作协)来。”洪峰说。尽管他认为,“设立作协是国家的需要,而不是专业作家的需要,作协体制与作家个人无关”,可因他上街乞讨所引发的关于中国作家以及作协体制的论战,仍超出他的意料,“大家都把矛头对准作协,我不想专业作家因我的乞讨而继续承受尴尬”,洪峰试图以自己的退出,“还作协一个清静”。资料图片
谈到当下的“红学热”,王朔“骂”字当头。“怎么能让红学家来改这些东西?把曹雪芹的真事都安贾宝玉头上,哪有这么干的?太可笑了。”
他认为红学家对《红楼梦》的解读是无聊之举。“一帮人,全是考证索隐派,都不是正常文学评论,拿人小说这么索隐。这些人的话是不能听的,因为他有利益在里头,他是吃这碗饭的。他们之间很可笑地形成门派之争,把中国人那点坏全抖进来了。”
谈到现在改编《红楼梦》,他说,“人家那不需要改编,你就拿人家那120回一章一章地拍……《红楼梦》里大量的台词,加上关于风景的描写,心理活动都藏在台词里了,上来就是一个电视剧本。”
(责任编辑: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