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记者陪“洋打工”讨薪

　　去公司的路上，约瑟夫风趣地提起自己的窘境：“公司撤走专用车后，我只能以公交车代步，车上的人都向我投来奇怪的眼神。”“那你干吗不坐出租车？”黄先生把记者的问题翻译给约瑟夫听。“我得看紧我的钱袋啊。”约瑟夫边说边做了个“钱由厚到薄”的手势，然后无奈地摇摇头、耸耸肩：“我5个月没领到薪水，我自己的钱都在美国，在中国已经没有钱了。

　　以35万美元的年薪受聘

　　约瑟夫是位美国的塑料模具专家，2004年被南京一家民营企业看中，许诺以每年3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60万余元）的高薪聘请来做该公司的“全球首席运营官”，1年后成为该公司设在扬州一家子公司的总经理。用约瑟夫自己的话说，公司跟他谈的时候描绘了一幅非常壮美的蓝图：“要成立3家大型子公司，要做全球第一的大企业。”可第一家子公司一开张，他就觉得非常失望，原定28台的配套设备只到位16台，本来只打算做技术支援的他，被赋予了太多的责任：必须不断地从国外拉大客户、大订单。约瑟夫说他也的确这样做了，美国通用公司、瑞士宜家家居、美国上市公司加登塑料、LA－RADEL（欧洲医疗器械公司）、美国惠普公司等七八家世界著名大企业真的被他请到公司来。可人家一看，就发现企业的规模、设备和产品精度都远远达不到要求，只能遗憾地对他说：“对不起。”但他还是不停地在努力，终于为企业从美国拉来了一张75万美金的大订单。但从去年9月起，他再也没有从这家企业领到过薪水，直到今年1月底与公司解约，一共被欠发了5个月的薪水，合计人民币109万余元。

　　“对不起，我已离开了”

　　前天上午10点，约瑟夫终于到达扬州，回到了自己离开近1个月的“单位”，偌大的厂房内空荡荡的，只有三五名工人在工作，厂区和办公区内的暖气都没有开。出面接待他的，是该公司一位女负责人。两人一见面，女负责人就说：“和您在这种场合下讨论这种问题，我觉得很不好受。其实我们的合作一直是很愉快的。”说起拖欠约瑟夫工资的事，该负责人并没有否认，只是说：“目前企业的运转已经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公司的账上已经没有钱了，现在只有当时进口免税原料交给海关的100万元保证金可以用来支付他的工资。”但在具体谈到如何支付约瑟夫薪水的问题时，公司提出了3个要求，并称只有约瑟夫全部答应，并且做到，公司才能在今年5月前付清全部欠薪，说罢还拿出一份中英对照的付款计划。记者在这份付款计划中看到他们对约瑟夫的3个要求：第一，约瑟夫负责请美国客户把企业已经生产好的成品运出国；第二，请约瑟夫负责把多进口的原材料返销出境；第三，请约瑟夫负责让公司花巨资从美国购买的正版软件正常运行。但约瑟夫立刻回绝：“对不起，我已经离开公司了。为什么这些事情你们不在我还在公司的时候提出来？因为在我离开公司前一周，我就一再问你们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可我没有等到你们的答复。现在我已经离开了，你们没有理由在我要求我应得的5个月工资时，额外提出这样的要求。”尽管同行的律师也劝约瑟夫：“只要答应第一个要求，你就能马上拿到3．5万元现金，3个月的工资也会在5月前付清，你的风险就小多了，为什么不答应呢？”但倔强的约瑟夫依旧摇头，认为“他们不能用额外的要求，作为不付工资的理由”。

　　决定提起劳动仲裁

　　因为约瑟夫的倔强，谈判不欢而散。回家的路上，约瑟夫一直在摇头，表示对这件事非常不能理解，他说自己从1969年起开始在美国许多大公司出任总经理或副总经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在他看来，他为企业工作，企业付他薪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现在，企业不仅理直气壮地赖着他的工资，还乘机提出额外的要求，就算他身上一分钱不剩，也决不能接受这种条件。尽管律师担心时间会很长，但还是答应一过完年就帮他向劳动仲裁部门提出仲裁申请。据了解，因为耽误了签证时间，约瑟夫无法回到美国和家人团聚，只能孤独地留在南京，过个中国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