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几名一年级的新同学正在课间做游戏。当日，上海普陀区原建英学校(因未达到教学标准被取缔)的1300余名农民工子弟集体入读该区的曹杨小学(分部)。（资料片）
新华社上海3月1日专稿(记者叶锋 刘丹)开学第一天，从江苏阜宁来上海打工的周英早早就把女儿潘丹丹送进了上海普陀区公办学校曹杨小学(分部)。虽然才是二年级学生，但曹杨小学(分部)已经是丹丹读过的第4所学校了。
“真希望孩子从此能在这里读下去。
”周英说。丹丹辗转求学的经历，折射出我国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安下一张书桌的艰辛曲折。
在“大上海”的低矮平房里读书
1993年，周英和丈夫潘广如从江苏阜宁县杨集镇农村到上海。10多年了，夫妻俩一直在嘉定区一家机械厂打工。女儿潘丹丹出生在老家，一直在当地一所乡村小学上学。“我们一年只能回老家一两次，在上海实在是太想念女儿了。”周英说。
2005年9月，周英将女儿接到上海，送进嘉定区一所民工子弟学校读书。老家的同龄人羡慕丹丹能在“大上海”读书。实际上，这所学校的条件并不比老家的乡村小学好，低矮的平房，简陋的操场，老师用带着各地方言口音的普通话给学生上课，而且对学生不是很关心，“老师上课总是让我们自己写作业。”丹丹说。
周英说，来上海读书后，孩子孤独了许多，“在老家，放学后可以和村里的孩子一起玩耍，但在嘉定，由于各家农民工租住的房屋离得远，丹丹没有同龄的玩伴了”。
第一个学期末，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学校要拆迁，据说原因是属于非法占地。2006年春节过后，丹丹进了位于普陀区的建英学校。潘广如说：“学校离家起码有20里路。”
学校许多老师，没有教师资格证书
最让周英心疼的是，丹丹去建英学校读书太累。每天早上5时40分左右，她就要被叫醒，6时左右校车来接。不仅家里距学校远，而且校车超载，以致有时只能让小个子学生坐在大个子学生的腿上。和许多同学一起，丹丹要在车里挤1个多小时才能到校。周英说，有时下午放学回到家，她就趴在饭桌上睡着了。“孩子睡的时间太少，一天来回要坐3个小时的车。”周英说。
2007年1月初，记者曾到建英学校采访。这所学校场地租自上海一家化工技校，旁边就是化工厂。除将一幢简陋的楼房用作教室外，学校还有24间“教室”是自行搭建的简易钢板房。许多教室内只有两盏日光灯，阴暗潮湿。更让人瞠目的是：招生近2000人的学校，只有4个厕所，厕所内污水横流。
因为学校的伙食差，有时丹丹中午不愿吃饭，宁肯饿着肚子等晚上回家大吃一顿。周英说到这里，眼眶湿润了。
学校许多老师没有教师资格证书。丹丹在建英学校期间，周英和丈夫曾经几度考虑让孩子转校。他们找过几所离住处较近的公办学校，结果发现“要把孩子送入城市公办学校，真是太难了”。
2007月1月8日早上，和往日一样到校上课的丹丹突然发现，她和所有的同学都成了被“争夺”的对象：一边是学校的老师，一边是普陀区教育、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这一天，建英学校被有关部门以“违规办学、存在安全隐患”等理由依法取缔，1800多名学生被暂时安置在附近一所公办学校——曹杨小学(分部)继续读书。
“五证”难全，只能掏钱
在上海普陀区，民工子弟学校的数量已从过去的26所减少到目前的两所。12000多名农民工子女已被安排进公办学校读书。对此，学生家长心怀疑虑，又充满希望。
今年2月26日，丹丹正式成为曹杨小学(分部)的学生。这个学校环境优美、设施完备，配备了76名专职授课教师。
不过在收费问题上，周英和潘广如等许多家长提出了质疑。有关部门规定：只有“五证”(孩子的原户籍证明、出生证、监护人的身份证；暂住证、居住证或房屋租赁合同等固定场所证明；外来从业人员劳动手册和社会综合保险单据；计划生育证；计划免疫接种证、非起始年级学籍证明)齐全的农民工子女，才能和城里学生一样，免交借读费和杂费。但是，同时拥有外来从业人员劳动手册、社会综合保险证明、计划生育证等“五证”的农民工，少之又少。2月26日入读曹杨小学(分部)的1300多名农民工子女，有“五证”的不足1%。
潘广如曾试图凑齐“五证”，为此，他在家、单位、学校之间来回跑了好几趟，最后依然是“缺这个少那个”，只好替女儿交了500元借读费和50元杂费。他说：“劳动手册、社会综合保险证明等都是单位和我们劳动者之间的事，不应该和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直接挂钩，我们农民工干了许多脏活累活，也在为城市的发展作贡献，我们的下一代应该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享有接受教育的公平待遇。”
进入新学校，丹丹很兴奋。相比条件简陋的农村小学和民工子弟学校，她喜欢这所美丽的公办学校。周英对此也很欣慰，她说：“只要孩子能有个固定的学校读书，多花点钱我们也愿意，不能总让他们搬来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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