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回放
《我是一个棒棒军》———前天晚上，冉长明、刘红光、张七林三人代表30万名重庆棒棒军，作客中央电视台“小丫跑两会”节目，讲述了其生活苦与乐和内心期盼：“棒棒们”最希望的是能与城里人一样享有社保，不再过找一天吃一天没有稳定性的生活。
人物档案
冉长明，54岁，小学肄业，1996年进城务工，南川区石溪镇盐井村3组人。
刘红光，35岁，初中毕业，2005年来渝务工，潼南县玉溪镇回龙村人。
张七林，53岁，高中毕业，1985年来渝务工，四川渠县新市乡三拱村2组人。
王小丫签名刻在棒棒上
昨天，南岸区上新街街头，三名棒棒出现引起了市民注意：“那不是昨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王小丫采访的三个棒棒吗？”3月8日，三人乘火车一回到重庆，立即又像平常一样扛起棒棒上街招揽业务。棒棒公寓推荐上央视
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全国政协委员尹明善写了一个关注所有棒棒军的提案———《关于保护非组织化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建议》。该提案引起中央电视台关注，央视记者专门赶赴重庆，打算拍摄一部反映重庆棒棒生存状态的新闻专题，于是联系棒棒们集中居住的南岸区第二阳光公寓。
南岸区第二阳光公寓支部书记顾思庆介绍，该公寓有100余名棒棒暂住。其中冉长明、刘红光、张七林三人家庭困难，吃苦耐劳，是重庆棒棒军的典型代表，公寓决定推荐他们接受央视记者采访。
央视记者赶到重庆对冉长明为代表的棒棒生存状态进行大量的拍摄采访后，决定邀请他和刘红光、张七林到中央电视台演播厅接受王小丫的访谈。三根竹棒飞机托运进京
冉长明说，他们都是第一次乘坐飞机，而且到北京所有费用都由央视支付，三人兴奋得几天睡不着觉。3月3日中午，三人各提着一包简单行李和一根棒棒，前往机场搭乘飞机。由于不准带竹棒上飞机，机场专门给三人的棒棒办理了托运手续。
到北京后，央视派小车到机场将三人接到指定宾馆住下。张七林说，一张机票1690元，宾馆每间房每晚299元，虽不是自己掏钱，但他一想起依然要心疼好一阵子。
当天晚上，央视记者请他们吃饭，三人只管埋头猛吃，根本不敢打听这餐饭又要花多少钱。次日早餐，宾馆安排吃自助餐，三棒棒一到餐厅就傻了眼，鸡蛋、水果、牛奶等几十样食品，摆了一长溜，随便选呀。
张七林说，央视作客的几天是他们三人至今过得最奢华的一段日子，以前不敢想。小丫签名刻在三根竹棒上
3月4日晚，冉长明等走进央视演播厅，发现王小丫正等着他们。冉长明说，他们根本不相信与自己握手的是平时电视里才见得着的著名主持人。录播结束，王小丫主动提出合影。合影完毕，小丫看见一旁尹明善委员手中拿着一支签字笔，借了过来，说：“重庆棒棒军很不容易，我给你们签个名。”小丫在三人携带的竹棒上面，刷刷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3月5日游览了天安门后，三人乘坐火车回重庆。因怕签名被磨花，他们用绳子将竹棒捆在一起，签字一面朝里，放在卧铺下面，定时查看。回到重庆后，三人将签名的竹棒保存起来，购买了新竹棒当工具。刘红光还找来小刀和电烙铁，花费一个晚上，将他和张七林竹棒上王小丫的签名镌刻出来，再涂上油墨。冉长明不放心刘红光的手艺，自己跑到街上寻到一刻章匠人，花15元钱将王小丫的签名刻出来，并附上“中央电视二台，二千零七年三月四日”字样。
南岸区第二阳光公寓管理规范，从中央到市区都有领导曾去视察，建有专门荣誉室。刘红光和张七林都将两根签名竹棒捐献给荣誉室保管。冉长明说，他的竹棒是1996年在石桥铺花2元钱购买，王小丫签名，给多少钱也不卖，他得带回老家重新上漆保存。
家乡很贫穷盼与大老板联手开发
冉长明说，没想到自己这辈子居然有机会代表重庆数十万棒棒兄弟上中央电视台露面。录播厅里，他们遇到同样为棒棒兄弟鼓与呼的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副主席尹明善先生。与尹明善一席交谈后，他萌发了与尹副主席联手带领家乡人民脱贫致富的念头。
在央视录播厅，尹明善亲切询问冉长明等三个人，每个月能挣多少钱？文化多高？有什么技能？最需要什么帮助？最后尹明善还主动提出与三棒棒合影留念。
回到重庆后，冉长明将合影冲印了100多份，他要把这些合影寄回南川区里相关部门和镇里、村里领导，他想如果尹副主席要来南川投资，请家乡人民全力配合。节目要播出了，他打电话给所有亲友，特别提到大老板尹明善都在关心棒棒的生活。
冉长明说，他的老家虽然很贫穷，但是有一个面积很大茶厂空置，公路、变压器等基础设备齐全，劳动力丰富。他请记者转告：“尹老板能不能把一些技能要求不高的项目放在我的老家去做？”他想借此带动家乡人民脱贫致富。
最大的心愿棒棒军也享受社会保障
央视记者在重庆拍摄时，冉长明在重庆主城区读大学的儿子恰好来找父亲要伙食费。冉长明说，儿子每月生活费要五六百元，同学朋友过生日时还要互请互送，他每月当棒棒的收入不吃不喝刚够。正好央视记者要他谈一谈家里的事，于是他就要求儿子代写一封信，自己平常怎么说的儿子就怎么写。
于是，几天后冉长明的儿子以父亲的口吻写出了这封信：“马上开学了，学费才弄到两千元，还差很多……爸爸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也没学到什么本事，现在只能做棒棒，想起来就恼火。你要听话，在学校里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一心读书……爸爸几天前在大队给你办了个手续，你拿到学校看看能不能减免学费，实在不得行，你就把老师名字告诉我，我跟他说，让他不要催你，爸爸一定给你搞到。”冉长明说，这封信被央视记者拿走。他在演播厅当众念过后，两百来名观众大部分都上前与他握手，无不掉泪。
虽然进了央视的演播室当了一次明星，但是回到重庆后，冉长明三人又立即扛起竹棒去街头接业务。张七林说：“走在路上并没觉得自己有啥子不同，依然是该做啥子就做啥子。”
张七林说，他们这样50多岁的棒棒，重的东西拿不起，上车下车等稍微轻松赚钱一点的大业务又抢不到，每天只能捡那些两元三元一趟的小业务做，一个月顶多六百元收入，基本上没有什么积蓄。
54岁的冉长明还有一个74岁的老母。因儿子一年学费高达8000元，去年一年里，他只挤出100元钱尽孝。53岁的张七林是再婚，三个孩子需要他养。如今他欠债2万余元，患前列腺炎已经11年，只能拖着。而刘红光已35岁还未婚，当棒棒一个月五六百元的收入，他怕拖累别人，所以一直不敢找老婆。
当王小丫问三人最大期望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回答：和城里人一样能享有社会保障。每个棒棒都最怕过找一天钱过一天的生活。
张七林对自己在央视公开表露期盼很在意，昨天采访时他几次自言自语：“两会过后，对农民工的政策怕是该好些了吧？”
记者 丁香乐/文 钱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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