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质疑：科研人员“攻关”不如“公关”？

　　“谁拿的项目多，谁的成绩就大，接下来他是不是参与研究都没多大关系。”中国工程院院士樊明武代表，从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位子上退下来没多久，可对如今科研院所里“攻关”不如“公关”的现象已经有些看不懂了。

　　“良性”的循环，不变的局

　　中国科学院院士褚君浩代表把某些“幸运儿”们总能拿到项目，看作是一种“良性循环”：申请到项目———获得成绩———申请更大的项目。

　　一些科研单位为了获取科研经费，彰显自己的科研实力、学术水平，鼓励科研人员去申请各种项目。只要能拿到项目经费，科研人员就能在单位“扬眉吐气”，评职称、评奖、当博导，一顺百顺。褚君浩觉得，在有些科研单位项目申请似乎成了比研究本身更重要的工作内容。

　　现在的科研单位都有几个以申请项目见长的“项目老板”。他们项目最多，忙碌的申请过程，无法安下心来做研究，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单位“得分最高”的人。

　　“马太效应”让科研项目更多地集中在“老板”身上，而大多数学者对项目申请只能是望洋兴叹，困难重重。许多埋头做研究不谙“申请之道”的人，只能给别人打工，研究做得再好，也永远别想在单位的“英雄榜”上往前排。

　　中国科协对全国科技工作者的一次调查证实了这种情况，有14%的人认为在项目申请上花的时间和精力最多，有50.7%的人认为在科研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申请课题困难”。

　　其实，课题申请也是件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的事情。“变了味”的评价方式，让各种不正当的竞争方式应运而生。最通常的办法是跟评委扯上关系，当然，如果能把评委领导的工作做通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应记者的要求，一位当过评委的研究人员让记者看了他手机上的一条短信：“请关照B单位”，发短信的是他的顶头上司。本想把票投给A的他，最终表态A、B两家合作完成项目。他不得而知的是，其他几位评委是否收到了同样的短信。

　　灰色的提成，“圈钱”的谜

　　5%到10%，这是一组让科研人员敏感的数字。

　　不少科研人员愿意横下心来“跑”项目，不光因为这是单位评价自己的重要指标，更因为有无项目直接关系到自己的收入。在一些单位，一个项目申请下来，申请人可以得到5%到10%的提成。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为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解决科研人员的工资偏低，国家有关部门曾出台一些规定，允许按一定比例从科研经费中提取少量奖金发给科研人员。5%到10%的提成，这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在褚君浩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这个提成带来的问题很多。一些单位和个人擅自扩大提成比例；一些人利用自身的特殊条件，获得大量的科研经费，搞“课题发包”，个人获得相当可观的经费提成，靠课题提成“致富”；提成的经费奖金发放不透明，造成科研人员之间一些不必要的矛盾。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家科研和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加，有的项目经费达几十万，几百万，项目提成的合理合法性成了争议的焦点。甚至有人认为这促使某些人把项目申请变成了纯粹的“圈钱运动”，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精神也在“运动”中越来越少了。

　　难立的项目，易结的题

　　立项像是科研过程中最难翻越的一座大山，要是过了这座山，剩下的路似乎就一马平川了。“你甚至可以不做，完全‘转包’给别人，不会影响你的成就，成绩的好坏没有人在意。”樊明武告诉记者。

　　针对科研投入管理的问题，褚君浩参与了九三学社组织的一项调查，他也同样发现，不少纵向项目存在着“立项难、结题易”的现象，“项目一经确立，就放任项目单位随意走过场。虽然现在许多项目有中期检查，但实际上一些中期检查流于形式。填一份表格、盖章后上交就算OK，管理部门几乎不对实际情况进行认真核查”。

　　拿到经费的人，拿出了论文或成果就是圆满地完成了他的责任。至于这之中有多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有多少浪费或腐败，甚至有多少是他本人做的，很少有人清楚，更没有人为此负责任。在缺乏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有限的科技投入没能获得让人满意的回报。

　　现在项目结题的一个重要指征是论文数量，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在全世界排名第9，但是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排第120位。

　　“我们的科研经费本来就有限，一定要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他建议建立财政科技经费的绩效评价体系，明确设立政府科技计划和应用型科技项目的绩效目标，建立面向结果的追踪问责机制。对于投入产出效益极差的，应追究相应责任人的责任。(刘莉罗晖)(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