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以追求效率的名义忽视社会公平

　　政治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平衡器

　　羽良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日前在北京第116期长安讲坛上提出一个新的经济发展观，即“一次分配应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但会遗留一点点问题，二次分配是把一次分配的遗留问题解决掉。

如果一次分配不能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则二次分配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同时警告说“指望靠二次分配解决公平问题有可能使国家落入拉美陷阱。”

　　有媒体就此评论说，林毅夫的这一观点，与各界目前普遍持有“一次分配实现效率，二次分配实现公平”的社会共识完全相背。

　　事实上，林毅夫提出的这一看法无论是在经济学上还是政治学上，都并不是新鲜的理论。而若想理解林毅夫观点所指，则必须了解所谓的“拉美化陷阱”。就历史而言，拉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犹如一出经典的“喜悲剧”。在地理和自然资源而言上，拉美国家与中国有颇多相似之处，除个别山地国家外，拉美大多数国家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尤其是能源、矿产等战略资源方面，拉美地区储备之丰，不输给中东和非洲等地。不仅如此，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拉丁美洲幸运的躲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并且成为欧洲移民的乐园。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拉美地区始终是富庶之地的代名词。

　　然而，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地区仿佛一夜成为“遗忘之所”。人们在经济危机过后的拉丁美洲看到的不再是富庶，而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寡头操纵的政治，玩弄民粹的选举，频繁的军人政变以及铁腕人物辈出的国家领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后来的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诊断的结果是“财政纪律松弛，政府开支无度”，而开出的药方是“削减政府的财政开支，控制财政赤字”。但是，这些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药方并没有改变拉美地区的经济面貌，除了智利和乌拉圭两国，拉美国家的国家经济状况至今并没有根本性的好转，阿根廷和巴西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拉美大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之一。

　　拉美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众多研究者的答案不尽相同。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分配不均显然是个突出问题。笼统的看，经济发展理论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强调以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为出发点的比较优势理论，同时强调社会公平。但被实证指出，社会公平所必需的收入再分配会提高劳动力成本，后发国家在生产率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如果劳动力价格再过高，将会失去生产的竞争力。因此，发展理论的第二个阶段，在继续强调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下，认为劳动力的价格应该随着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水平自然而然的提高，而不应人为的对劳动力价格进行保护。后发国家发展的关键在于广泛的私有化和价格开放。但是，很快，随着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以效率为核心的发展理论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巨大发展，为重构经济发展理论打下了基础。新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公平问题的影响远较劳动力价格的问题复杂。以追求效率的名义忽视社会公平，打压劳动力价格，并不是经济竞争力的体现，而是一种变相的“重商主义”行为。同时，新近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派更指出，建立在缺乏社会保障基础上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在国际贸易上是一种“社会倾销”。进一步而言，忽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公平，会导致严重的利益分化和难以弥补的社会分裂，对社会和国家政治的长期发展具有不可逆转的伤害性。

　　拉丁美洲国家的问题，恰恰是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忽视了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导致国家发展中产生的强势利益集团，其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约束。随着国家的经济权力在发展中失衡，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也倒向经济权力强势集团。事实上，债务危机中出现的“财政纪律松懈”等问题的本质，是财政决策的政治过程缺乏有力的民主监督，正是社会公平缺失，政治权力失衡的表现。同时，进入新世纪以来，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出现的极左政治回潮，同样是铁腕政治人物利用国家积淀下来的社会不公平因素，拨弄民粹政治的产物。

　　“要么极右、要么极左”，拉美政治战后六十年的历程，最终反映在经济领域，便是政府在社会公平领域的长期无为导致社会团结的丧失和经济差距的极大化。

　　综上所述，林毅夫先生所提出的新发展观，可以说是在总结了拉美地区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之上的政策成果。但是，社会公平问题所涉及的社会分配问题，也令国人过往所忽视的政治过程问题浮出水面。政治，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平衡器作用也将由此得到突出。在重新认识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之后，接下来所必需面对的，也许就是政治决策的公共选择问题了。